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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
入选2015年“全国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一位“真正的教师”的真话录,钱理群推荐
  • 作者: 杨林柯
  • 价格:¥35.00
可以由此购买:
  天猫   当当网
  • 出版日期2015-05-01
  • 装帧平装
  • 印刷规格
  •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页码216页
  • 纸张胶版纸
  • ISBN978-7-5675-3039-3
  • 开本16开

《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收集了作者发表在博客(作者系凤凰网的精英博主)和各级报刊的部分教育随笔,围绕“让教育回归常识,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的核心理念进行思想跋涉,有对心灵的安慰,对人类的普世关怀,也有对大道的追索,旨在“共同营造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钱理群语),让教师站直腰杆,恢复为师的尊严。


                        

             获奖图书:2015年“全国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祖籍陕西扶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培训中心特聘教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和论文评审专家,“陕西省经济发展十年十人”教育影响力致敬人物,《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兼任陕西省少儿文学院副院长。发表过多种作品,主编各类读物40余种。《教师博览》签约作者,《教师月刊》专栏作者,《教师月刊》2012“年度教师”。2012年初,因为一篇写给学生家长的教育“万言信”——《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引起社会广泛共鸣和全国范围的教育大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该信后被提交国家“两会”,成为底层社会呼唤教育改革的洪声。现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前 言

共同营造良善宽容的教育环境

——读杨老师的“万言书”

寻找真正的教师

读了杨老师的“万言书”,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最后仍怀希望。

先说“喜”,就是我的感动和欣慰。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教师”,而且总有收获;每有发现,必欣然为文。在《做教师真难,真好》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两本书里,我总结了十位“真正的教师”的教育思想与经验,他们分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南京、福州这样的省城和湖北县城与农村。最近,我又连写了两篇文章,写南海之滨深圳的马小平老师和四川边地小城的李国斌老师所做的教育实验。现在,我又在西安古城发现了杨老师。所有这些发现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反映了当下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现象的:在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地带到边远地区,都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师”,他们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绝对量却不小,作用和影响更不可忽视。

在我看来,真正的教师的出现,这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些真正的教师所遭遇的困境,也在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教育和改革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杨老师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讨论“杨林柯现象”时,应该有一个全国教育的大视野,而不能只局限于西安这一个地区。

我之所以把“杨老师们”称为“真正的教师”,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体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良知,而且体现了我们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杨老师的理解里,“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他的教育信念与追求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他的教育有一个基本贯穿线,就是“一切为学生的生命成长负责”,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教师”的最重要的标准与标志。而且这样的教育理念和自觉追求,是完全符合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的——我更愿意把它叫作“立人的教育”。

杨老师所要倾心培育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的人才,也是国家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老师们”把这样的教育信念和理想融化到日常细微的教学工作之中,“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精心组织好每一个班级活动,不期待奇迹发生,只要求有微小的变化,移步而换形,潜移而默化,不苛求立竿见影,一切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因此,我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平凡的教学活动,悄然无声地改变着学生,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中国的教育,我称之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参见拙作:《他在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变革”——读李国斌〈我的学生我的班〉》)

杨老师还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这些年大家把语文教育越说越复杂,弄得一线教师无所适从。现在就需要回到常识:所谓语文教学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带领着学生读书、写作、思考,打好基础,养成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体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现在我在杨老师的教学中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自觉努力。杨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是语文老师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杨老师说,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他每年阅读量绝不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810万字。这是杨老师的“万言书”让我最为感动之处。我想,如果多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老师,我们的语文教学将呈现出怎样一个可观的局面啊!

一个自愿自觉的改革者

杨老师是一位中年教师,这也是我的一个关注重点。我对中年这一代有过这样的观察:他们上大学期间,或直接受到80年代的启蒙主义教育,或在90年代还感受到启蒙主义的余光,因此,他们多少还保留着教育的理想主义;但他们加入中学语文教师队伍后,又直接承受着日趋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和诱惑,因此,这一代教师的分化是最为严重的,有的迎合而高升,被应试体制培养成接班人,有的消沉了。然而,也还有人在艰难中坚守,杨老师大概就是这样的坚守者,他们在当下中国教育体制内,既事实上支撑着整个的教育,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心的焦虑、煎熬,恐怕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难体味的,因此,他们也是最需要理解与支持的。(参见拙作:《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王雷〈战战兢兢的讲台〉序》)

而我最为看重的,是杨老师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内在生命的需要。杨老师说:“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我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也“为自己的生命做些什么”。因此,对杨老师来说,认真教书和进行教育实验,不是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而是“我需要”;不是为了“让他人满意”,而是要“自己满意”。我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这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从来就是国家行为;但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的支撑和制约,就会带来一切依靠行政指令和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像杨老师这样的发自内心的改革意愿和行为,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杨老师这样的真正的教师,自愿自觉的改革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中国教育和改革的动力、依靠对象和骨干力量。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杨林柯现象”,就是真正的教师却被视为教育的“异端”“不识时务者”,家长上告,领导谈话,处于被排斥与孤立的尴尬境地,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就谈到了马老师的遭遇:他被许多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按应试教育的一套教学,他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最后泣不成声。(曾鸣《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南方周末》201229日)我读到这一幕时,心都凉了,感到阵阵刺痛。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他说,观察中国的事情“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看来,这样的历史在今天依然在继续。教育改革的动力被当作阻力,教育的依靠对象成了被忽视、指责乃至打压的对象,这无异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自噬”与“自杀”。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手来摧毁好不容易形成的民族教育的筋骨和脊梁啊!这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这就是我的“忧”之所在。

讨论教育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要追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教育悲剧、荒诞剧?这当然涉及教育的理念与体制的问题,比如“自噬”的实质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评价机制问题,将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等,这都需要更深入的讨论。我想说的,是一个要“营造什么样的教育环境”的问题。

我从杨老师的遭遇里,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教育内部,教育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涉及教育内部的老师与学校领导及主管学校的各级行政部门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且涉及家长与学校、老师的关系,社会舆论与教育的关系,而学校的内外关系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比如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就会直接影响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等。这一次事件是由家长告状引发的,就更加显现了教育中的家长问题,让我们看清楚:家长可以成为素质教育的动力,搞不好就会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对杨老师这样的教育改革者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学校领导来说,他们的最大困境,就在于他们的教育改革实验常常遭到家长乃至学生的反对,这有点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多数人的、多年形成的“习惯势力”,而且是出于“善良动机”(即所谓“为了孩子好”)的反对。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马老师面对家长的围攻,特别感到无奈和无力甚至手足无措的原因。这里也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好“教师、学校领导、家长、学生、教育各级行政部门以及社会舆论”诸多方面的关系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环境”的问题,是应该提到教育议事日程上的关系教育改革健全发展的大问题。

我想提出讨论的,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们能不能在教育领导部门、老师、家长与学生之间,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达成某种共识?我很赞同杨老师的意见:“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从现实生存的角度,高考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标统摄高考小目标。”这里,既坚持了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与理想,强调了生命教育、理想教育,即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又面对学生现实生存的需要,即要考上大学,就必须重视高考的成绩。于是,就提出了要在“人生大目标”与“高考小目标”之间,“长远的生命发展”与“眼前的生存需要”之间寻求“平衡”。这或许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吧。我设想,追求这样的“生存”与“发展”目标的相对“平衡”,是可以作为一种共识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学生、孩子的生命负责,他们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的需求,都是不可忽略的。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平衡,而且出于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对两个方面的要求,会有不同的侧重:一般说来,像杨老师以及我这样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比较注意学生一生的长远发展,因此,杨老师强调,必须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这也是我赞同的。而一些家长或学校领导则可能更重视眼前的生存、高考的需要。在我看来,有不同的侧重是难免的,可以理解和求同存异;但将任何一方面唯一化,却是有问题的。一般说来,即使是杨老师这样的坚守理想主义的教师,也不会完全忽视学生的高考。我所尊敬的,也被我称为“真正的教师”的,我的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这样说过:“高中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质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我相信杨老师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不能让高考把功利化教育推向极致

现在的问题,或者主要危险在于,在一些家长、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以及部分社会舆论那里,高考的要求被绝对化,以至唯一化,成了学校教育的全部,这就把狭窄化的功利教育推向了极致,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正是杨老师所要质问的:“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60岁时你能回到16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我也曾说过,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童年的、青少年的记忆——是温暖的,还是阴冷的;是蓬勃向上的,还是消极退缩的;是阳光的,还是灰暗的;是多彩的,还是无色无味的……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请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就要为他的一生发展负责,万万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孩子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否则,我们将后悔一生,而教育又是不允许吃后悔药的!

其实,即使从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说,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特殊要求的,一是应变能力要强,二是创新能力要强。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素质、学养的竞争,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自己的发展,就需要有三种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的能力,以及思维的能力,包括思维的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等等;这都是不能等到大学才培养,而要从中小学抓起的。从这个角度看,遭到一些家长质疑的杨老师对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真正有远见的。

不可否认,老师、学校领导、家长、学生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杨老师说得很对,要所有的人都赞同自己,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分歧和矛盾,我们总是以恶意猜度别人,并往往采取告状之类的非理性的极端手段,人为地造成矛盾的激化、关系的紧张。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充满戾气、怨气和相互不信任的风气在教育领域的表现。我曾经说过,每个人、每个群体、社会,都是善恶并举的,健全的个人、群体、社会总能扬善抑恶,彼此以善相处;如果反过来扬恶抑善,彼此以恶相待,个人、群体、社会就会出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都出了问题,这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最不利于内部健康力量的发展的。像杨老师这样的教师遭遇如此困境,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正可以从改变教育生态环境入手,即使全国的大教育环境我们改变不了,至少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城市、学校、班级的小环境,还是可以逐渐改善的。在我看来,这一次由《华商报》组织的讨论,就是改变教育生态的有意义的尝试,通过坦诚交流,教师、教育领导部门、家长、学生和社会舆论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如果我们能因此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气氛,鼓励实验,允许失败,不横加干涉,不相互指责,不骂杀也不捧杀,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校园内外各种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和良性互动,我们的教育和改革就真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钱理群

2012229

代序

 


目   录

代序 共同营造良善宽容的教育环境(钱理群) / 1

辑一 爱是一所学校

认识你自己 / 3

从“同性恋”到“爱情角” / 6

爱是一所学校 / 11

感谢有您 / 14

难忘的一节课 / 18

尊重是教育的前提 / 21

学生为什么会觉得语文课“没意思” / 24

爱与自由催生教育奇迹 / 28

辑二 思想的声音

玄想陶渊明 / 33

走笔文人 / 39

麻将、象棋与挖坑 / 43

“成功”的价值追问 / 46

读书是放大心灵半径 / 49

且说“自宫做人” / 53

当拍马成为一种习惯 / 56

辑三 教育的尊严

我们为何怀念民国教育? / 61

在真与美之间的拓荒与挣扎 / 67

别让分数成为杀人利器 / 69

真正的教育需要教师的觉醒 / 72

军训与集体主义教育 / 77

教育要让人“大”起来 / 80

像树木一样生长 / 83

辑四 救赎与突围

拒绝恶性竞争 / 89

要不要“坚决执行” / 92

我为何拒绝教案检查? / 95

给赛教泼点冷水 / 99

由教师自杀引发的思考 / 102

校园暴力为何频发 / 106

救赎与突围 / 110

不要成为新的压迫者 / 123

请慎重对待“逆向思维”作文 / 126

辑五 栅栏后的碎语

“名”与泡沫 / 131

职称乱弹 / 134

教育断想录 / 139

辑六 对话录

对话怀特海 / 153

与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对话 / 162

让学生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动机 / 170

中美两国教师跨洋交流 / 175

答《教师月刊》十问 / 181

守望教师的精神家园 / 184

附录

附录一: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 193

附录二:这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 206

后记 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 / 211

 


救赎与突围

出于幽谷,在懵懂中长大

我生在乡下,是个地道的农家娃。小时候几乎无书可读,印象中读过几本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漫画书,也没有什么课外辅导书,以至于读字典,经常抄别人的数理化课外书上的练习题来做,甚至在初一抄过《唐诗三百首》。因为家里穷,小时候连相都没照过,15岁以前长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初二以前也没穿过一件买来的衣服,都是穿母亲亲手做的粗布衣服,好在我不在乎,因为我热爱读书,学习也一直名列前茅,各方面表现都好,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给我的各种奖状。

小时候,我特别听话,也很老实,绝对相信报纸上的宣传,常被那些少年老成的孩子笑话。我学习特别刻苦,只抱着一个信念:皇天不负苦心人。走路都背英语单词,晚上点煤油灯做题到十一二点,怕打瞌睡就不坐凳子,以至于头发经常被烧。家门口演大戏,我上学从戏台前经过,望都不望一眼,意志力超强。

上高中后,进了重点班,看到同学们都很强,我不想只在成绩上证明自己,就暗地里搞文学创作,很快就在当时的《宝鸡文学》发表了三首诗歌,校长还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我。后来又发表小说,著名诗人商子秦还专门到学校去看我,一时间我成了校园名人。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上大学中文系或新闻系,当作家或记者。

谁奈命运总开人的玩笑,鬼使神差,我被录取到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甚至录取通知书上写明要我们带上“毛选”四卷。当时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低,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尤其想不明白的是:平时语文及综合能力很差的同学竟然比我的语文分数高很多。

在连绵的秋雨中,我带着失望落寞的情绪来到西安南郊的陕西师大。

尽管天南海北的同学汇聚一起,很是热闹,可我十分郁闷,我不喜欢所学课程,更觉得理想就这样破灭了,内心很痛苦,一度想放弃自己。在疯玩乱逛的无聊中混了小半学期后,我渐渐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就到中文系偷着听课,私下写诗歌,没想到一首《寻找一颗星》在全校诗歌征文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让中文系各位才俊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听说可以转系,我就暗暗运作这件事,经过向政教系、中文系和学校教务处三方申请,奔波两个月盖完24个公章的折腾,终于成功转系,成为学校多年来的首例。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转系的成功,让我成为新生中的“明星”。但此后三年,我成为一个在政教系和中文系之间游离的边缘人物,和谁似乎都有关系,但其实谁也不管,这让我得到许多自由,尽情地读书、写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得了单项奖学金,毕业时以唯一一个非班干部的身份留校,进入大学附中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也成了中国管理系统中最小的主任——班主任。

曾经想过逃离

虽然学的是师范专业,可我当时并不热爱教育,很长时间一直缺乏一种职业认同,主要是还没有从文化哲学高度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不风光,连当时的许多农民都瞧不上,因为不能“办事”。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是古训。当新鲜的职业磨合期过去之后,接下来的体验更多的是惶恐、琐碎、平凡、歧视、冷眼……因为在一个权本位的社会中,中学教员是多么卑微的角色,虽然给教师戴上“灵魂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一顶顶高帽子,但我并没有觉得教师有多么神圣,更没有深入思考它对社会和生命的价值,只把它当作谋生的工具。

说实在的,虽然我并不热爱这份工作,但为生存计,还是珍视它形而下的存在价值的。当时对教育教学根本不懂,仅有的一点教育教学知识,不是来自大学课堂,而是来自过去各位老师的潜移默化。和郭初阳老师刚从事教学时一听到上课铃就紧张得肚子疼一样,我也有几次上公开课前肚子疼痛难忍的经历。

开始上课,谨慎小心,唯恐出错,加上陕西师大附中对新教师培养抓得很紧,汇报课、公开课、研究课……经常让新教师上,领导也经常不打招呼就突然听课,所以我非常紧张,经常备课到深夜,甚至点着蜡烛备课,唯恐被抽查到挨批。因为当时确实不会上课,所以公开课前经常在自己宿舍偷偷背教案,背过程,一节课要花很长时间准备,实在很累。

在工作六年之后,我曾经想过逃离,因为生命就是一种体验和品味的过程,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生似乎也有点不幸。但生活往往并不会听你的,它有自己的逻辑,有时它就是一部“法律”,你得听它的,并和它讲和;而自我也有很多局限,人要超越自我很难。所以在许多教师和我的同学选择南下并纷纷跳槽的时候,我经过慎重的思考,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自我救赎之路

又经过12年,我逐渐由学教、会教到努力教好。我只是想做一个合格教师,并没有想怎么出类拔萃,只是觉得教育不是牟利的事业,也不应该成为名利场。基于对教育内涵和本质的思考,我从不参加什么“赛教”,也拒绝参加各种收费的论文大赛,至今没有主动向所谓专业“核心期刊”写过一篇关于教材和教法的文章,也不怎么读这些期刊,觉得价值贫乏,只是读一些杂书和喜欢的期刊。至于出名的事,35岁以前不是没有想过,因为它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而我当时钟情的是文学。

一个文学青年到了中学,自然常常有创作的冲动,但教育工作的忙碌导致时间被分割成一堆碎片。我一次次拿起笔,又一次次放下,除了偶尔写写诗歌和散文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留下。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逼迫面前,我不得不踏入为生存而战的行列。兼课、编书、命题、写稿……甚至想过经商;每年用辛苦钱买一大件生活用品,今年电视,明年冰箱,后年音响……渐渐地,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BP机换成了手机,硬板床换成了席梦思,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2003年,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凡、普通却真实而温馨。也读书,但没有像后来那么狂热;也打牌,但只是为了寻找快乐和圈子认同,不再想出人头地的事,因为上升和“成功”是一种文化本能,而守住自己做一个平凡人则需要修炼。

然而,其间一件事情彻底打消了我想入非非的念头。2005年,《美文》杂志在我们学校举办了“全球华人美文大赛”的颁奖仪式,来了许多名家。我参与接待,谁料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相机胶卷曝光过度,又偏偏是和余秋雨、贾平凹、吴克敬、谢有顺的合影严重曝光过度,无法使用。这仿佛一种警示。我在心中警告自己:“你和风光无关,你也无法依托别人,你只能在寻找自己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一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职称评定。我一直记着这样三句话:凭道德做人,凭良心做事,凭本事吃饭;对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厚黑文化以及人性的复杂缺乏深刻认识。原想只要搞好工作自有回报,谁知中间有那么多玄机和潜规则。虽然后来总算过关,但一个被认为“条件最硬”的人差点没评上的现实,还是对我刺激很大,让我领悟到,在现有系统中,人原来是一种货物,定价权不在自己手中。我想自己是否要独自上路了,当现实已经无法安托我的灵魂,自救的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醒来后的无路可走才是最大的悲哀。别人的路不是我的路,别人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为谁而活?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告诉我,我只有重新拿起久违了的书本。我把阅读作为对抗荒诞和虚无的手段,从中国到外国,从哲学到历史,从近现代到古代,从诸子百家到《圣经》,从鲁迅、胡适、陈独秀、殷海光、吴思、周国平到韦伯、康德、笛卡尔、哈耶克、奥威尔、别尔嘉耶夫、阿伦特、波普尔、克里希那穆提……我发狂地读书,并不断写读书札记,几年下来,竟然写完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摞起来有一尺多高。我最终明白,读书和写作才是通往自由的路,物质世界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由。我把读书学习的收获与学生分享,并通过课堂不断寻找作为一个教师的意义,也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一些学生留给我的发自肺腑的感人话语和书信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快乐,直到现在读起来依然让我眼热心动。

在管理班级上,我学不来一些教师的狠劲,对学生比较仁慈,所以班上的纪律往往不太好;对一些压制学生的传统办法我不会照搬,学生也不怕我。教师为什么要让学生怕呢?亲近多好。有个别老班主任支招:学生不听话就请家长!我觉得这是教师失职,请家长无非就是告孩子的状,会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记得学校常常在每学期开学不久搞黑板报比赛,主题就是迎国庆,搞爱国主义教育,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就安排学生在黑板上写些名人名言、历史文化常识之类的东西,结果其他班级都是画上天安门、长城一类花花绿绿的图案,写上几句宏大抒情的空话,只有我的班级写的是实在东西,主题不明,虽然成绩最低,但我毫不在意。在平时的卫生评比中,我也不让学生争什么名次,把教室打扫干净就好,主要是为了自己舒心,至于人家给多少分数则不管,因为讨好他人很难,生活学习要努力让自己满意,外界只是背景。

栅栏后的突围

我认为,教师是自由职业者,要有基本的身心自由,所以当学校突然宣布打卡坐班的时候,我是积极的反对者。当时许多教师都有意见,但只是私下埋怨,决策层听不到。我想,作为一项学校的管理制度,也相当于一项共同体的法律,应该是一种“契约”,应该体现“约法”精神,要征求教师的同意,不然那就是“王法”。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教师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上面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的声音也往往不能被决策者听到,最后,当这种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制度强行运转起来的时候,会对人心造成一种合法性伤害,甚至会导致心灵的扭曲,引发非制度性抵抗,最终伤害的是共同的事业。

有老师说:“我把肉卖给你学校了,没把血卖给你。”这话明明是说,你把我的身体控制起来了,但我的心是你控制不住的。沙丘上建不起大厦,一种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注定失败。再说,打卡坐班是由行政会单方面决定的,未在教代会通过,程序错误。看看领导们都是一人一个办公室,而教师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相互影响,效率很低,所以我就以“笼中鸟”的化名写了《关于打卡》进行讽刺和反对,并准备发表在校刊上。当然这篇文章最终“被和谐”了。

我认为,这种冷冰冰的制度的强硬实施,必然以扼杀教师的教学热情为代价,这种制度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对教师工作责任心的漠视和人格的践踏,因为人被普遍工具化了,忘记打卡的加班加点竟然也成了错误,也要被扣奖金,连教师出门也要领导签字,让教师丧失身体的自主权,导致学校像一个“集中营”。

事实证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下滑就和打卡制有关,所谓加强管理的开始,恰恰是人心受伤害的开始,也是校园文化被破坏的开始,因为人成了盆栽植物,自由多元被扼杀。文化就是校园的土壤,经不起乱折腾,而管理也应该是一种服务,理好了各种头绪,教师其实不需要被强力操控,毕竟人的管理和机器的统治是两码事。

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要来考察,学校闻风而动,早早在大门口布置好花坛和标语,又安排学生把草坪上的树叶拾干净,我看到有三个学生竟然还爬上了张寒晖(抗战名曲《松花江上》的作者)的坐像给他洗头擦脸,我不禁对张先生怜悯起来。作为学校文化道具和招生道具的张寒晖先生的坐像天天耸立在教学楼前,可他几年才能洗上一回脸,而且只有在上级领导来的时候才能享此待遇。记得茅盾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面子不等于脸。在很多情况下,现实是不是总有一张“二皮脸”?对自己是一张,对上级和他人又是另一张。虽然伪装可以产生政绩,但教育的伪装恰恰对学生是一种“负教育”。因为没有“真”做基础,“善”和“美”都靠不住,对这种校园里的公然欺骗,我深恶痛绝,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到学校的论坛上。我认为,一个学校如果只对上负责,只对利益负责,而不对社会负责,不对学生负责,这样的学校是没有灵魂的“奴隶工厂”。

我曾经当面撕毁过用管理逻辑给教师排队的条子,因为群体评价是一种伪评价。面对许多学校用成绩给教师排队的恶劣做法,我在网上发帖:“知识教育是窄化的教育,考试成绩只是教育的副产品,不能让成绩量化吞吃教育价值,劫持教育理想,扼杀教师的职业快感。其实,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的生命体验、成长快乐、价值熏陶,都不是一个简单冷漠的成绩能够全面反映出来的,尤其是人文教育。作为有追求、有理想的教师,自己心中要有一面镜子,不要被外在的哈哈镜扭曲心灵,让良知为现实让路。道法自然,教育要尊重人,尊重规律,既不能逆天行事,也不能贪天之功,人道永远胜不了天道,与生俱来的禀赋、资质谁也改变不了,兔子再怎么培养也成不了狮子,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且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和贫富、地位没有关系。教育要让每一个生命在合适的土壤、空气、阳光中自由生长,而不是被集约化地灌装、雕刻、同化。成绩再怎么排队,也排不出好教师,反而会伤害教师、危害教育。凡是这样搞的学校,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

我一直反对教案检查,因为写教案和备课是两码事,忽悠上级的办法很多,百度复制很容易。再说,教案是一种“预设”,而教学是“动态生成”,预设的东西是一个

“套子”,而教学是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用固定的教案去上课,往往会将学生多彩纷呈的思想认识全都放进或引进自铸的模子中,不仅把课上死了,而且也可能对学生有害。另外,对教案的检查容易带来教师的逆反,教育是良心产业,人首先应该拷问自己的良心而不是翻检别人的良心。且教案关系到教师的学术尊严和精神自治,是教师知识权利的构成部分,知识是不能被领导的,行政权力在教师的知识权利面前应该止步。同时,教案也是教师精神主权的构成部分,精神主权的沦陷会让人变得很可怜。在一个权力包办一切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既然法律规定教师是专业技术人员,那么,教师应该有专业自主权,课怎么备、怎么上应该由教师说了算,而不能由行政权力说了算。

我认为,权力像刀子,是越用越钝的。推动事业发展的从来都是人们内心的歌声,而不是高高举起的鞭子。拒绝教案检查我已坚持了多年,虽然教案写得不多,但我的读书笔记和课后反思的十几个本子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我一直拒绝参加各种赛教活动。因为赛教的课是由许多人精心打造和研磨的“假课”,教师只是表演者。现在市场上的物质假货很多,赛教又容易搞出教育的假货,助长造假之风在学校的蔓延,受益的可能是某些人或某些学校,但受伤害的则是学生和求实的教育教学风气。一节课容易成就一位“名师”或“能手”,却容易把学生卷入一种集体造假的无意识狂欢里。

在课堂上,我经常鼓励学生进行逆向思维,大胆发言。我说,课堂是大家的,我只是借用这个讲台为大家服务。为了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发掘教育价值,我一直坚持“课前3分钟”的演讲和话题分享活动。学生所选话题我事前不知,我要点评和引申,就要不断发展自己,这对于我很有挑战性。凡是学生在生活中、学习中碰到的好文章、好书、好电影,都可进入课堂,因为竞争的环境只能培养人的野心,只有分享才能培养爱心。碰到学生积极参与反映强烈的话题,我甚至会让出整节课。我也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学生当堂阅读,与学生分享,鼓励学生修改和提意见。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我给学生印发了我写的《玄想陶渊明》;学习庄子的《逍遥游》,我让学生阅读我写的《生命的自由和超越》;学习李白的《将进酒》,我给学生朗读了我写的诗歌《与李白对话》。学生每读这些私货比学教材还要专心,甚至有不少学生还写出读后感和阅读札记。

我一直反对各种上课的模式和固定标准,不拘一格才有创造和自由。再说,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追求和教学个性,如果承认教学是艺术,就不应该设立标准,因为艺术无极限,只有技术才需要标准。当然,我也不喜欢领导来有意“听课”,因为听课会打乱教师的正常安排,影响课堂自由,教师的灵感和发挥会受到外界影响,因为他会下意识地为听课人考虑,这对学生是不公平的。而且,不打招呼就听课也是对教师的不尊重。

“万言书”事件

我一直坚持“大语文”观,只要有价值,凡是母语能承载的内容都可进入课堂。谁料,现实像一出荒诞剧,过多的教育投入反而让我成为“被告”,几个家长到校方投诉我,说我的教育理念不当,观点有问题,甚至我给学生推荐的不少优秀的课外读物也成了我的罪状。学校找我谈话,我虽有困惑,但还是感觉自己没错,而是家长和社会都害了“成功焦虑病”。我知道,许多学校都有家长告状的情况,作为学校,平息家长的意见合乎情理,但很可能平息了意见,却断送了价值,导致群体的无明。

从管理学上来讲,领导永远正确,下级服从即可,无需承担什么责任,但如果下级自认为正确,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说不说是我的权利,听不听则是你的自由。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再说,如果一种教育,学生痛苦,家长焦虑,教师受罪,学校领导也难以解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果有些事情,连触碰的勇气都没有,就不要指望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这些年,教育逼死了多少孩子,可那么多人还在自觉不自觉地给这架绞肉机输送能量,让我备感悲凉和愤懑。最让我想不通的是,真正搞教育唤醒了学生,却成了我的罪过。于是我想把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说出来,如果能够在学校和家长层面展开讨论,也算是一种价值吧。我已经作好了“接受处理”的最坏打算,大不了离开讲台。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在读书和思考的教师,结果遭此霉运,猝然而临的打击让我非常失望。我并不认为我一定就错了,而是觉得这教育病了,不是我赶不上它的步子,而是它在偏离轨道。

于是,我用两天时间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并附上《叶开谈语文教育》《教育家谈教育》和我的课堂言论《话语的闪电》三个附录,印发给学生。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早上看完就非常喜欢,下午就以照片的形式将这封信发到人人网上,接着,我的电子稿也传到网上,瞬间被各处学生分享传阅。《华商报》登载后,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南方都市报》《燕赵都市报》《山东商报》《中国教育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以及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后来我又登上了《人民日报》《看天下》《中国周刊》《华夏时报》等,这些密集的关注让我始料未及。但我清醒地认识到,土地仍旧板结,现实依然严峻,所谓个人的“名”只是泡沫,泡沫破灭后,一切都得回归生活,踏实做事才是正道。

犹记《华商报》发表这封信后,影响很快辐射到全国。《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甚至用整整四个版面进行了报道:向教育叫阵,好像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大战风车的英雄。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平和、很包容的人。我无需成为英雄,在一个平庸的年代,我只能选择做一个人,守住底线和常识而已。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本就是不幸的时代,它佐证的正是个体的无力。况且一个人与体制的较量好像和空气的宣战,永远打不过它。

虽然这封信获得了众多好评,引发了社会对教育的思考,但我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我周围,应试教育依然如火如荼,我不得不和它周旋,一次次冲上去,又一次次向它妥协。我和许多老师一样,每天似乎忙忙碌碌,备课、讲课、考试、阅卷、开会、分析成绩……似乎做着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但许多事其实毫无意义,只是简单地重复着低级的劳动,维持着工具化的生存。人就像一个机器中的部件,被无形之力推动。唯一能做的是,不要使自己落入贫乏之中,让自己充实一点,让课堂有趣一点,让教育生活从容一点。因为大环境依然如此,校园噩耗依然不断,学生、家长、老师依然在承受煎熬,生命依然在被耗费。虽然历史可以纳入正轨,但生命却是伤不起。

至于成功,我认为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成功的最终价值是指向幸福的,个人和国家都一样,做成功的病人何如拥有健康的幸福观。再说,成功是用来品味的,不是用来炫耀的。作为人应该常怀感恩之心,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由无数个“他者”构成,一个社会系统的健康也有赖于无数个体精神的健康。

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其次是建立在爱心之上的思想和智慧,因为教育不是“纯技术”的事情。同时,教师也要努力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便是限于生存的压力只能成为葛兰西说的体制化的“有机知识分子”,也要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和精神追求。

“万言书”事件后,我对人性的复杂和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世界的缺陷和人性的弱点有了更多的思考,看清了这个世界的伤疤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爱。生命短暂,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没有化解不了的恨,只有来不及的爱,而爱意味着包容。一个人能包容这个世界,说明他的心比这个世界要大,超越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他自己,克服这个世界的局限也是走出自己的狭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病理切片,都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一个普通人,注定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力求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并通过改变自己而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辐射。

我的教育教学理念

有一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认为,在确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理念才真正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我是这么推出来的:文化理念决定人的思维方向及其价值观,思维方向及其价值观决定人的行动,长期的行动形成习惯,习惯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性格最终决定人的命运。所以,与其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如说文化理念决定人的命运。理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各种人生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正确的理念可以使我们的行动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转。

在“万言书”中,我这样阐述我的教育教学理念: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

我是这样想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不在场的,在现实中,由于外在环境对我们心灵的限制或者压抑,我们说话作文的时候总是不能按照我们内心所想的去真实地表达自己,我们总是按照外在环境对我们的要求和限制去塑造一个虚假的自己,我们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满眼看到的是世界的幻影,我们把自己融入世界的同时,也把真正的自己丢失了,我们被这个世界操控着,像一个木偶。

我们的教学为什么不能打动学生,因为我们只满足于往学生的脑子里灌知识,而没有使情感和智慧进入学生的心田,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没有使学生产生心灵的快感。对学生的浇灌是心灵的浇灌,心灵是高于大脑的,大脑管认知与判断,而心灵管精神与追求。大脑的容量有限,而心灵的空间无涯。学生的大脑不是容器,更不是垃圾场,我们所说所讲的应该是心灵的直通车,是点燃心灵的火把。

学生的作文为什么没有分量?主要是因为思想的缺席、灵魂的缺席。灵魂在场,才能真正做一个有心人。

灵魂的干渴就是精神的饥饿,有了这种饥饿感,我们就会在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寻找饱腹的粮食,学习就会有一种自觉的行动,可持续发展的学习、终身学习就不会落空。

再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人生智慧。智慧不是知识,但是离不开知识,它是对知识的提升,是在知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能够指导自己人生实践的思想。其实,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说,知识算不了什么,掌握多少知识并不重要,人生有涯知无涯,如果拿无限的知识往有限的人生中灌装,那是很危险的。关键是知识的发展方向,因为知识有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正面价值引导积极向上的人生,负面价值引导消极颓废甚至毁灭的人生。自然,智慧要引导学生走向正价值,培养学生有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人格,让学生形成一种人生的智慧,一种能够穿透人生、在任何事情上找到快乐的智慧。同样,智慧也不是小聪明,更不是狡猾和计谋,因为这些东西在表面上是以正面价值的形式出现的,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更有害的东西,它们蚕食的是人心,瓦解的是智慧。智慧是一种人生的觉悟,有了这种人生的觉悟,就会有一个放大的自我,人生就会豁然开朗。

我们的教育不是要培养考试动物、考试机器,而是培养人、培养合格的公民;我们的教育不是要培养孩子成为第一流的考生,而是要使孩子成为第一流的学生。考生是已知世界的操控者,而学生是未知世界的探求者。考试有答案,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

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教育的关键是对人灵魂的教育,而语文教育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责任,要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公民,而不是仅仅要求学生成为听话的“顺民”。立人是教育的根本,也是语文教育的根本。中西方的传统教育都强调立人为先,可我们的教育是“考试第一”“分数第一”,学习好一切都好,虽然我们高喊素质教育多年,但这口号只成为我们大搞“应试教育”的一个冠冕堂皇的掩护,事实情况是: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而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这样,我们培养出的化学博士造摇头丸,物理学博士论文通不过就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立人的根本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有道德的人,但道德不是“教育”出来的,它源自一种人生的觉悟,而这种觉悟需要一种信仰性质的东西来支撑,教育应该培养出一种信仰性质的东西。信仰能够使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正确把握自己的行动,不违心做事和说话,听从良知的声音,自由选择。从大的方面来说,信仰也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起来,因为共同的信仰才会有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如果只用分数评价学生和老师,就像社会用权和钱评价人一样,信仰无法建立起来,理性也就无从谈起。道德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信仰的社会自然是没有良知、道德败坏的社会;只重视知识传授而不重视立人的教育自然是没有良知的教育,它只能培养出一大堆机器人,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培养一大堆病态机器人。

我现在的课堂很自由,学生们很快乐,也不再担心什么。虽然不当班主任,更没有行政事务,但我其实很忙,每天晚上十一二点休息,早晨五六点起来,读书写作,不看电视。随着对新阅读的认识,我把微信阅读、群内讨论当作一项功课,有好文章就留下来,或转发给其他老师和家长。我觉得没有教育者的改变,就不可能有教育的改变,而最关键的是更新他们的观念。

我知道,一棵树改变不了一个城市的气候,但每一棵树就是水泥丛林中的一片希望。在一个无道和误导的时代,要靠自己寻求真理,而路在脚下,推动自己,其实就是推动教育,也是推动历史,因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努力。

在没有付出努力以前,我们没有资格说无力;在没有经受失败之前,我们也无法轻言放弃——因为这个世界与你我有关。守望讲台,也是守望我们教师的精神家园。

 

 


编辑推荐

* 这本书是“一个自觉自愿的改革者”对当下教育问题的反思与应对,对“立人的教育”的追求与践行。

* 集教育情怀、生命尊严、思想跋涉、大道求索于一体,展现坚守生命教育、理想教育的艰难与快乐,推动大众灵性觉醒,守望精神家园。

* 杨林柯老师的教育实践被钱理群称之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革命”。的确,他一直在推动自己,同时也在推动教育。

编辑推荐篇章:

P 1      共同营造良善宽容的教育环境

P 33     玄想陶渊明

P 110    救赎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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