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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多一点理想——陈心想教育随笔精选
郑也夫、薛涌、南桥、徐子沛、熊丙奇力荐! 对照中美教育现状,探寻中国教育出路
  • 作者: 陈心想



  • 价格:¥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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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日期2016-01-01
  • 装帧平装
  • 印刷规格
  •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页码217页
  • 纸张胶版纸
  • ISBN978-7-5675-4318-8
  • 开本149mm*211mm

《让教育多一点理想——陈心想教育随笔精选》精选了作者在《书屋》《南方都市报》《中国教师报》等国内各大报刊开设的专栏文章50余篇,其中包括对中美教育的观察、对照和思考,对中国教育出路的探寻,对自己学习生涯的回顾等。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父母要当孩子的‘贵人’”“给平凡孩子也点个赞”“后文凭时代”等观点,以及在本书最后发出的“让教育多一点理想”的深切呼唤,既有冷峻、理性的批判,也有体察入微的温情叙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专业功底,以及中美教育比较的视野,其文字耐人寻味,富有哲理,值得所有家长和教育界人士深思。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曾获得明尼苏达大学麦克阿瑟学者奖学金,社会学系优秀研究生助教奖、马丁德尔奖等。学术研究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麦克阿瑟基金等支持。

出版中文作品《明尼苏达札记》(2012),《第三只眼睛看教育》(2014,合著),《走出乡土》(即出);教育随笔多发表在《教师月刊》《教师博览》《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时报》等报刊。

 


  

在这本教育随笔集即将付梓之际,遵朱永通先生之嘱,写一篇短序。

本文集涵盖文章51篇,主要是从我2010年到2014年大约五年时间里所写的教育随笔中挑选的。从最早一篇关于教育的文字发表以来,15年过去了。以前读博士功课忙,写的少;近五六年里,即2009年夏天参加工作后,随着孩子进入美国学校上学,又因了某些机缘的推动,教育随笔多了起来。2011年上半年,为《教师月刊》写了半年专栏,促使我对美国的教育进行仔细观察和思考;20133月开始,在《中国教师报》开了一年多的专栏——“借眼美国教育”。这些文字涉及美国基础教育的诸多方面,从“好教师的价值”

“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世界”,到“美国‘高考状元’的经验与感悟”,等等。这两个专栏的文章合起来近40篇,加上在这一报一刊上发表的非专栏文章,大约有50篇。

2014年回国探亲,一路以座谈、讲座等方式走访接触了许多的教育人和事,足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乡村到城市,从深圳到北京,写下了一组中国教育观察和思考的随笔文字,节选部分首发在20148月的《教师月刊》上。为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以及其他著者的几本教育书籍写的书评,以及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和出路的文章,发表在《教师博览》《中国教育报》《教育时报》《新闻晨报》《南方都市报》《齐鲁晚报》等报刊上,算起来又有二三十篇,“中国教育的出路”一辑里的文章多是从这些文章中遴选的。教育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理解教育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文凭无疑是思考教育问题不可回避的关键题目,由此,我把2011年发表在《书屋》上的社会随笔《后文凭时代》一文也收了进来,以帮助大家把观察教育的视野放大一些。

我于1991年考上中师,毕业后保送上了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在师范学校度过了七年。那是金子般的七年岁月。本文集里收录了《永师杂忆》一文,回顾了我三年中师生活青葱岁月中的一些难以忘却的片段,也许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从中可以获取一些启发,使当下的学校生活能让学生在若干年后仍留有对母校的美好回忆。师范毕业之后我虽然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但是一直关注和思考着教育问题,每每对观察到的中美教育进行比较,偶有所得,形成文字。如今已近不惑之年,回顾往昔,当上一名小学教师的梦想依稀在心头浮现。在异国他乡,只想以此书作礼物,一并送给坚守在祖国教育岗位上的教师、关心中国教育的朋友们,以及这个虚度四十年的书生。

最后,衷心感谢策划编辑朱永通先生和审读编辑王悦女士,是他们的辛苦努力使得本文集质量得到很大提高,没有他们的督促和帮助,本文集也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是为序!

2015725日于美国星城家中

20151120日修订

 


  

自 序……1

岂可忽视美盲

成长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3

父母要当孩子的贵人”……8

是奖励分数还是奖励习惯?……12

注重培养非智力品格”……15

美国高考状元的经验与感悟……20

鸟类标本考题的故事……23

教育世界的解读引领教育行为……27

x名现象是个伪问题……32

永师杂忆……37

天地有大美……43

岂可忽视美盲”……46

好教师的价值

教育转型:从培养雇员到创业者……53

美国公众对学校的期待……57

美国好教师的三大法宝……60

卓越之路:教师作为创新与统合者……63

维护好创新的神经网络硬件”……66

好教师的价值……69

名师与养气……72

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世界

优秀生为何成群地来……77

水平式教学提高社会资本……81

如何利用大数据为教育服务……84

教师要了解学生同龄群体……87

教学中为重心……90

旷课10%意味着什么?……93

给美国小学生讲司马光砸缸”……96

我们这里不比孩子!”……99

撕书作为毕业仪式……102

美国学生如何学外语……106

给平凡孩子也点个赞……109

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世界……112

或许与教育有关

校长和学校发展……117

教育不平等……121

农村留守儿童……124

悟性与读书……127

尖子·选材·陪绑……130

走出职业倦怠……133

家庭背景与同窗情谊……137

以交往为学生生活的视角……140

两个问题的答复……142

关系型教育:一种教育观念

关系型教育:一种教育观念……147

学生心中看不见的黑板”……157

建立师生信任关系的策略……160

生命成长所需要的四种空间……163

归类人才谈教育……167

中国教育的出路

后文凭时代……173

北大学子笔下的科场……188

十万元买下复读生岂是教育之道……193

名人当学会应对富裕挑战”……196

从实求知,实现理性自觉……199

中国教育的出路……205

让教育多一点理想……213梓里追忆 | 3

独为梦魂惜澄池 | 8

听着音乐,慢慢地变老 | 10

因为,惦念着 | 13

落花一瞬与蓝天永恒 | 15

 


精彩文摘1

读书:应该成为教师生命的一种文化状态

岂可忽视“美盲”

31年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一篇《美盲要比文盲多》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美盲比文盲多。吴先生讲了几个小故事,其中一个是在被称为“小三峡”的大宁河的旅游船上,几对青年男女全然无视两岸如诗如画的美景,各自捧着小人书看。11年前,吴先生大概是看到了“美盲”现象没有改观,又写了一篇《再说“美盲要比文盲多”》。吴先生说:“我说美盲要比文盲多,是千真万确的。溯其源,我们从童年时代便遗忘了美育教学。”我在中小学时,是没有上过音乐和美术课的,艺术教育一片空白。幸好后来念了中师,音乐、体育和美术课全有了,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开始上音乐课时,一唱歌就跑调。那么20多年之后,现在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如何呢?城市里一直比乡村好,而且好得多。多年来,乡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几乎一直是空白。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和当年一样,没有音乐和美术的教育。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这些课程全被挤掉了,因为“不实用”,如果不打算考艺术院校的话,考试不占分。

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社会学理论课教授把几个国际学生邀到家里过节,饭后教授和其长女为我们表演了几首小提琴合奏曲,虽然我不懂西洋乐曲,但还是能感受到其动人之美。后来在不同场合又领略了其他教授们的艺术修养。同时我也发现,学生们经常带着大大小小不同的乐器穿梭于校园,他们是不同俱乐部的成员。于是我就开始留心美国的艺术教育。这里的幼儿园课程中,音乐和绘画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小学里,每个学生到了三年级,都要选学一门乐器,参加学校的乐队,并参加一些节日庆典等演出活动。这些都是普及性的艺术教育,而不是专业性的职业教育。到了大学,有艺术系,外系的学生可以选修该系的课程。

说艺术教育不实用,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不能当饭吃的,就都没有用。根据科学研究,艺术教育可以给学生带来许多的好处,比如提高想象力、注意力、自信心以及团队合作能力。李政道先生就研究过科学和艺术,通过比较认为“科学与艺术同属感情创造或创造性感情的事业”。美育不仅有助于智育发展,还有助于科学思考。蔡元培先生早就要我们重视美育,要以美育代替宗教,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所以,美育也有德育代替不了的益处。

我们曾经为了扫除文盲下了一番大力气。现在美盲比文盲多了,美盲的问题就不可忽视了。如果仅仅是看小人书而忽视两岸美景这样的“不懂美”的小青年,也无损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如果大量的美盲小青年拥有了规划城市、改造河山的大大小小的职权,则会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铺天盖地地呈现出一派暴发户的庸俗风格。因此扫除美盲甚为迫切。首先,要在态度上重视。美国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视,甚至总统都插手过问,更不用说各地方长官。其次,要有政策上的规定。美国有47个州对艺术教育作了强制硬性规定,40个州把艺术教育纳入高中生毕业考核内容。再次,就是执行问题。我们的教育纲要也有相应的要求,但是往往执行不力。最后,就是资金问题。艺术教育往往花费较大,比如纸张、笔墨、画笔、乐器等。在我的中小学生活里,我只见过学生自己买的口琴。

对于学校艺术教育,城市里有很多优势,比如艺术博物馆、城市象征性建筑、公园、广场等,都有着很好的丰富的审美教育的材料。其实,乡村也有自己的天然优势,那就是大自然本身之美,比如空旷的原野,无边的花海。其实生活中充满了美,需要有心人去发现、诠释。要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潜移默化,扫除美盲,师资无疑是重中之重了。这种艺术的审美,开始要有具备很好的美学修养的老师来引导。吴冠中先生举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那天正是清明节,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来参观汉画馆,嘻嘻闹闹而来,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飞尘。孩子们见到了什么呢?我沉默于回忆中:青年时代在法国留学,我的法语很差,听学院的美术史课只能听懂一半,很苦恼。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她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

这里参观南阳汉画馆和法国卢浮宫的领队老师的对比,颇值得寻味。参观汉画馆的领队老师显然没有向学生们讲解汉画馆的画,而这位法国小学教师,就对希腊雕刻做了精彩的讲解。相信,两群孩子参观后的审美收获肯定不同。我们需要的,正是那位法国小学教师一样的老师。

立于礼,成于乐。中国古圣贤都重视艺术教育,它能教化普罗大众,启迪人们美的心灵。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都是以“郁郁乎文哉”的审美意识为基石的。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岂能忽视大量“美盲”的存在?!

精彩文摘2

后文凭时代

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问题也在变化,教育问题成了国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问题最多的领域是教育领域。笔者从上小学以来,还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三年中师毕业之后还念了四年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和教育缘分很深。最近为《教师月刊》写了几期专栏,从而迫使自己更多地思考起教育问题来。

一、文凭时代

(一)从一本小说开始:迈克尔·杨的《知识精英的崛起》

社会学家通过写小说,也可以做先知,当预言家。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1958年出了一本《知识精英的崛起:18702033》(The Rise of Meritocracy),该书是以写于2033年的“手稿”的假设出现的,预言在21世纪初英国这个贵族统治的社会就要变成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了。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以继承或者委命为地位获得原则的,而社会的发展将是以教育和知识的获得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原则。社会学家把前者称为“先赋原则”,比如出身家庭的阶级地位;后者叫作“成就原则”或者“自致原则”,比如你学习成绩好,考上了大学,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好工作。在现代社会,这个“成就原则”就发挥了社会分层的决定作用,英国就不能再供奉一个没有必需的技术能力的统治阶层了,这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取决于权力和智力的结合程度”。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学校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逐步地确立了知识精英原则。根据“智商加努力”的标准,每个人在社会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到1990年左右,如果你的智商在125分以上,那么你就可以进入知识精英的阶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于教育的精英阶层。

这样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所有的天才人物,也就是天分高的人都被层层过滤后留在了精英名流阶层里,下层的人们地位低就只能认命,因为老天爷没有眷顾,给他们高的天分。这样就给下层人的心理上留下一种被“淘汰”的烙印。于是,2034年爆发了民粹主义者发起的反抗运动,经过半个世纪之久,这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制度宣告结束。

这本书是探讨教育和平等问题的,教育导致的知识精英统治的制度最终被颠覆。我们先不讨论这种颠覆是否可能,因为目前还没有步入真正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但是,迈克尔·杨的这一基于教育的“成就原则”的知识精英统治的预言,似乎正在我们的周边社会里成真。不愧是社会学家写的小说,本质上还是一本讨论社会分层机制的学术书。

(二)文凭社会:贝尔的预言

“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这样说。贝尔无疑是这个大时代的智者,他从技术的角度,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后工业社会的最初逻辑中,它也是一个知识精英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异取决于是否具有技术能力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这是因为后工业社会是以理论知识为轴心原则的社会,新的社会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不具有这些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的话,就参与不到这个阶层的分工,没有这些能力,几乎就没有机会达到社会的高层地位。这样一个社会,本质上是“文凭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迈克尔·杨的所谓“知识精英社会”就是基于教育的“文凭社会”。

贝尔以当时(1973)的情况看,世界上还只有美国具备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中轴原理就是“理论知识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战略作用,或信息在再创造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源于能源在创造制造业或加工业社会中的作用”。相对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言,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是取得高层地位的前提条件,专业阶层成了社会精英。贝尔在40多年前就这样说:

大约在70年前,人们还可以在律师事务所里“读”法律,可以在没有大学学位的情况下参加法律考试。今天,在医学、法律、会计和其他十几个专业工作领域中,人们都必须具有大学学位,需要首先通过考试并得到法律承认的专业委员会的认可,然后才能实际应用自己掌握的技艺。多少年来,投身实业一直是雄心勃勃、勇于进取者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从乞丐变为富翁,更确切地说,从职员变为资本家,需要的是魄力与无情,而不是教育和技能。现在,虽然人们仍然可以开办各种类型的小企业,但扩大这些企业则需要与过去大不一样的能力。在公司内部,由于管理工作已经专业化,因此管理人员很少是从下级部门提拔上来的,而多数是从外部挑选来的具有大学学位的人。

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我们似乎感觉贝尔在直接和我们讲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投资教育就是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贝尔引用加利·贝克尔的研究估算:“一项为期四年的大学教育‘投资’,在男性毕业生的工作年限中,每年可产生百分之十三的收益。毕业于一所名牌学校比毕业于‘公共’即州立学校具有更进一步的差别优势。于是,曾经反映着社会地位的大学,现在成为划分阶级的仲裁人:大学获得了决定未来社会阶层划分的准垄断地位。”

所以,大学教育之所以如此受人们重视,是因为:“后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明显的恐惧:登不上教育这座自动楼梯,就意味着被排斥在社会的特权地位(privileged place)之外。”“在这个社会中,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证书、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就成了一种必需的护身符。贝尔引用了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的《教育与社会政策》一文中的话,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教育在这个文凭社会里的真正作用是什么。瑟罗说:

人们发现,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仅是为了保护住目前的收入状况,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从而他们会发现,他们目前的职位将不再属于他们。教育变成了一项有益的投资,不是因为当他人都不提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这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是因为要保住他们的收入,如果别人都提高了教育水平,而自己不投资,就将保不住现有的收入。实际上,教育变成了保护某人“市场份额”所必需的防卫性支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阶级越庞大、发展速度越快,这种防卫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

(三)柯林斯看“文凭社会”

与贝尔相比,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对“知识精英统治”的文凭社会持更多的批评态度。1979年,柯林斯出版了《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这本书专门研究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柯林斯的研究发现,并不像知识精英统治论者所说的,真的是因为教育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别而划分的社会阶层。虽然在特殊的专业领域,教育确实可以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这种高文凭、高报酬的教育与分层体系还只是一种神话。实际上,不少工作是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的,而且好多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那么留在学校接受高层次的教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要学习上层文化。难怪我们通常说,上了四年大学,即使什么也不学习,四年熏陶之后,和不上大学还是不一样的,无形中影响到了思维和行为方式。

现代社会,专家系统成了一个重要系统。按照郑也夫的信任论研究,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两大系统信任之一(另一个是货币)。为什么要信任专家?因为他们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们受过专门的职业教育,获得了文凭和执照,就是这些文凭和执照,把专家和外行隔开了。柯林斯认为,文凭就是设置特权阶层的保护门槛。比如传统上,父亲是医生,把医术教给了儿子,儿子就可以子承父业行医了。现在,没有文凭和执照能有资格当医生吗?即使实际上有能力,没有这个认可,可以吗?文凭和证书,其实就是一个标签,告诉别人,我受过这些职能的专门训练,合格了。不管事实上你的能力如何,他人不了解你的实际能力,没有办法,就只好利用文凭和证书来获得有关你能力的信息。

柯林斯因之认为,学历就是保护利益团体(比如医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和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屏障,教育提供了社会阶层合法化的理由,从而掩盖了社会分层本质的不合理性,这是一种高级的“骗术”。但是,柯林斯没有看到,如果不用文凭区隔的话,社会又有什么标准呢?比如中国曾经取消高考,按家庭出身来安排职位,还不如按学历来划分更加有效和公平。

总之,柯林斯就是告诉我们,教育基础上的文凭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分层机制。但是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柯林斯的著作出版至今已经30多年了,而文凭社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了。这就是我们“文凭社会”的宿命,只能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我们的诸多教育问题。

二、文凭、出身与阶层地位

以教育文凭为社会地位根据的社会,即只是由精英统治的社会具有合法性吗?因为地位分层涉及的是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在贝尔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机会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人们的收入、财富和地位的差异只是他们基于个人努力的教育成就的回报,这就是合理的。贝尔还谈到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矛盾,不是错误与正确的矛盾,而是正确与正确的矛盾。比如,尽管机会平等了,但是收到的结果却差异巨大,这样的社会理想吗?贝尔认为机会平等之后,可以有差异,但这差异是在一定意义上的,也就是有了基本的保障之后,可以有差别。他举了一个例子:尊重和赞扬。这个区别是英国社会学家朗西曼作出的,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尊重,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赞扬。贝尔认为知识精英就是那些值得赞扬的人,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人杰。

在贝尔理想型的后工业社会里,“机会平等否认按照出身、裙带关系、庇护关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标准来划分地位,它只承认对天赋和抱负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机会平等主张普遍主义甚于主张特殊主义,强调成就甚于强调先赋”。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意味着从开放、变革和社会流动的原则出发,根除那种等级秩序……原则上,这些新的岗位是面向所有有才能的人的”。因此,“后工业社会在权力的基础和获取途径的定义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标准:技术能力成为掌握权力的条件,高等教育成为获得技术能力的手段”。

可是,贝尔代表的这个传统基于的是一个教育机会平等的假设前提,家庭出身实际上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同样和教育一起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欧洲自由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贝尔认为的,按照基于教育的文凭来划分社会阶层,而是家庭出身发挥了作用,比如雇主雇佣了一个家庭背景好的员工,可以带来社会关系、权力网络、单位品位的提升等,利用这些打开市场,扩大销售等,可以为公司带来利益。

2010年在《欧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以从共产主义体制的计划经济转型到资本主义的匈牙利为例子,检验了贝尔与哈耶克二者的理论,结果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贝尔的“基于教育的文凭获得者得到高职位”的“文凭社会”得以很好地实现;而在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来说话,教育文凭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紧密了,家庭出身更加重要了。

三、中国的现状:后文凭时代的到来

那么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呢?自高考恢复之后,一直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时伴随着的高校扩招,中国经历了异常复杂的“文凭社会”。恢复高考之前的中国,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年代”,不是一个文凭社会。改革开放后恢复了高考,文凭的重要作用是经历过的人难以忘却的。那个时代,现代化需要的知识技能人才非常缺乏,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几乎迅速从农业社会跳跃到了后工业社会的大门。当然,庞大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还是非常原始的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是其主要特征;有的地方工业已经很发达,是工业社会了;特别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已经在迈向后工业社会,以社会服务业为主。对知识技能人才的需求之急和供应之缺,加上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制度,致使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个文凭就意味着有了体面工作的饭碗,还是“铁饭碗”。这在某种意义上很符合贝尔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型。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关系依然是找工作时的幕后大手,比如边燕杰通过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天津的实证研究,展示了“强关系”对找工作的重要性。这个研究是针对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美国人找工作中“弱关系”的重要性而作的。实行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关系是越来越重要了呢,还是相反?道格拉斯·格斯里(Douglas Guthrie)在1998年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中,关系的重要性在降低。针对这个观点,边燕杰用中国几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展示了一个相反的图像——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关系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重要了。实际上,所谓的理想型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在现实中是很难产生的。哈耶克的市场取向理论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事实。当然,Erzsebet BukodiJohn H. Gold thorpe也有所保留,在文章的结尾之处指出,也许在未来的发展中,贝尔的理想型“文凭社会”会实现。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量扩招,中国的文凭社会走向了一个超越“文凭社会”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1.文凭不再是高层体面职位的保证;2.家庭出身越来越重要。这两个特征决定了现在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大家非常重视教育;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认为教育读书无用,因为没有背景的孩子,家里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培养他成为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于是,这些例子带动了一部分人放弃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另一个矛盾是,一方面,我们大声呼吁,我们的教育要如何的“生命化教育”,如何的“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老师和家长们还是不遗余力地“考什么,学什么”,随着高考指挥棒转。一方面,孩子负担很重,很辛苦;另一方面,家长和老师还在加码。

可以理解,大部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教育来获得文凭,得到认可,得到通往高层职位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大量颁发,文凭犹如货币一样,贬值了,但是即使贬值了,还是比没有强。就像贝尔说的,教育水平就是个人“市场份额”的护身符。这是相对的,别人的文凭提高了,自己不动,就是“不进则退”。一不小心,在这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语),就有被甩出去的危险。对于没有家庭背景,也就是家庭出身低下者来说,获得文凭只是有个可能摆脱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机会越来越小。比如,有一个朋友在一所大专院校当老师,一次谈起求职招聘的事情,说他学校要公开招聘一个老师,一个职位收到了成百上千的简历,应聘者中不仅有硕士生,还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可是学校面试一关通过考政治课都给淘汰了,最后招聘的是本校教职工的子弟,一个大专生。明白这个例子的含义了吧,职位已经被垄断,地盘已经画牢,想进来,没有门子,免谈。这个例子还说明,学历虽然贬值了,还是有价值的,这位教职工子弟毕竟还是“大专学历”,不管这个学历背后是什么吧。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后文凭时代”,文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是没有文凭,更不好办。为什么那么多权贵、富豪争相弄个或真或假的文凭证书呢?大概是我们的“文凭社会”中所谓的“知识精英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的观念在起着作用。在一个清明的社会里,能力是个说不太清楚的东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个逻辑似乎不错。而文凭是个“硬指标”,是个很容易看到的“信息符号”,它告诉别人,你是“知识精英”俱乐部的一员。

文凭和文凭也不一样,硕士毕竟比本科强,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和地方院校不一样,“211”大学和其他大学不一样,海归又不一样。找工作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我的一个亲友,当年念的中师,工作数年后,念了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得到学界一流学者的称赞,求职省城一家大专院校的时候面试成绩最好,系主任和老师们极力推荐,就在最后的校党委会议上,一个领导提出他的第一学历是中师,而予以否决。所以,这些文凭的区别,让每个考生都在尽力高攀。这样,即使高等教育扩招了,考生们仍不轻松,上不了好大学,在一些人的眼里,等于白上。

四、美国:“虎妈”的赞歌

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看看美国这个后工业社会里的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不久前,耶鲁大学蔡美儿教授的教育观念以及引发的全球性讨论,似乎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些美国人面对教育的图景。

“虎妈”的教育战歌曾在美国掀起巨大波澜,引起中美及其他诸多人士关于子女教育的大讨论,中国媒体也多方报道。这场大讨论源自《虎妈的战歌》,一本刚出版不久便轰动美国的畅销书,作者“虎妈”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华裔教授。该书是以个人回忆和反思的方式来介绍作者是如何以“中国式教育”管教她的两个女儿的。“虎妈”的高标准、严要求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比如,要求女儿每科成绩都要拿A,不准看电视,不准同学间串门,不许参加学校戏剧活动,不许自己挑选课外活动等等,甚至强迫七岁大的小女儿从晚饭后到睡觉前要连续练习弹奏一首钢琴曲,在此期间不能喝水,连洗手间也不能去,直到能够熟练地弹奏这首曲子,达不到要求,她会骂女儿“垃圾”。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各族裔的人都有。“美国梦”本身就是要获得成功,对于华裔移民来说,更是要努力出人头地。据社会学家们的研究,移民也出现了“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具有拼搏精神,加上本身的优秀,才能够打出来一片天。第二代还可以在第一代的影响下,有这种精神,可是第三代就不行了,就几乎继承不到祖辈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了,这也正是蔡美儿这样的第二代移民对自己的子女所忧虑的。就像有些媒体报道所说,为什么蔡美儿的“中国式教育”在美国如此轰动?是因为美国人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也就是他们放任自由的教育在遭遇到了“中国式教育”后,他们的子弟在竞争上受到了挑战。华裔子弟的高成绩使得他们进入名校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样就使得其他族裔的子弟进入名校的机会减小。

不久前,“虎妈”驯养出来的“虎女”——她的长女——被哈佛大学录取,上了《纽约时报》,成了大新闻。名校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是必然的,所以有资源的富人也让子女参加类似于我们的高考补习班,以便获得更好的分数,进入一个好的大学。

行文至此,我们明白了我们社会的结构特点,我们时代的特点,再来看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中国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在又是独生子女社会,万千疼爱在一身,同时孩子身上也寄托着“万千期望”。但由于人均资源较少,因而竞争更惨烈,这使得“应试教育”横行无忌,所向披靡。一方面,我们痛恨“高考指挥棒下的教育”,另一方面却不敢不跟着它的指挥走;一方面,孩子学习压力太大,另一方面却不敢放松;一方面,我们要做“生命化教育”,另一方面则无视孩子的健康成长。即使家庭背景很好,在文凭这个关上也不能掉以轻心。韩寒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另类,但有多少学生可以效法他呢?敢吗?在歌坛和体坛等领域大概文凭不是重要的,但是能够成功的有几个人?不如学点技术,弄个文凭,找个比较“四平八稳”的工作更可靠。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是一个个体理性造成了集体非理性的“军备竞赛”时代。文凭呀,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教育呀,“你如何承受得住如此之重”!

 


编辑推荐

◎郑也夫、薛涌、南桥、徐子沛、熊丙奇联袂推荐。

◎记录作者十多年间从中国到美国,从受教到育人,从教育之内到教育之外的心得体会,不断变换的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变的是对教育理想的坚守,对理想教育的期盼。

◎中国教育的改革与进步,不仅需要直面问题的勇气、对教育理想的坚守,更需要解决问题的魄力和行动,此书中对于中国教育出路的探寻,或可作为参照。

◎本书语言流畅,旁征博引,见解独到,雄辩而亲切,值得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细细品读。

编辑推荐篇章:

P46《岂可忽视“美盲”》

P173《后文凭时代》

P231《让教育多一点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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