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检索

教师用书

首页 > 图书 >
《追根溯源教语文:文本的背景分析》
北师大教授赵希斌系列力作 培养学生高级的审美趣味 开启新一段文学修炼之路!
  • 作者: 赵希斌
  • 价格:¥42.00元
可以由此购买:
  亚马逊   当当   京东
  • 出版日期2017-10-01
  • 装帧平装
  • 印刷规格
  •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页码222页
  • 纸张胶版纸
  • ISBN978-7-5675-6955-3
  • 开本16 开

本书阐明在语文教学中,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为高质量的文本解读奠定基础。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每一部分又重点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包含文本解读的背景信息,帮助教师理解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文本解读的价值,并且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模板,让教师了解应为文本分析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


发展心理学博士,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与多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大项目,研究专长为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学业质量监测。近10年来在全国各地做《教师素质提高与教师专业化》、《基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评价》、《中小学德育反思与实践》等讲座六百余场,受到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的欢迎。

引言

宋代杜耒《寒夜》诗曰:“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同一个月亮,因为有了梅花的衬托,显现出新异和更加丰富的意味。语文教学中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方方面面的信息存在关联,这些信息构成文本的背景,对理解文本至关重要。下面以小学课文辛弃疾的作品《清平乐·村居》为例,来看背景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对文本解读的价值。

根据教参提示,“这首小词,全然不同于他那些激昂慷慨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宁馨的风格”,“作者听到那低绕婉转的南方口音,看到这样一幅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场景,诗人内心一定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和温暖。从他那看似客观的描述中,感受到宁静的乡村生活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古诗词的学习,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快乐”。我们尝试收集更多有关这首小词的背景材料,看能否对它形成更丰富、更深刻、更富审美意味的理解。

先看辛弃疾一生的遭遇。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已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一直希望能够和金人决一死战,辛弃疾在青少年时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1161年,21岁的辛弃疾召集两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1162年,他率部队袭击敌营,擒拿叛徒张安国并交给南宋朝廷处决。1164年,24岁的辛弃疾因勇猛善战被宋高宗任命为江阴签判。辛弃疾在南宋任职前期,写了不少有关北伐抗金的建议,但朝廷反应冷淡。他先后被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这显然与辛弃疾的志向大相径庭,他深感岁月流逝、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越来越感到痛苦和压抑。辛弃疾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归正人”的身份也阻碍了他的发展,南归四十余年,二仕二出,“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刘熙载《艺概》)。1180年,40岁的辛弃疾任隆兴(现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兴建带湖新居,取名为“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1181年,由于被弹劾,辛弃疾回到上饶闲居。此后二十年,辛弃疾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刑官和福建安抚使,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闲居。1203年,已63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但他又一次被一些谏官排挤打压,被迫离职并回到故宅闲居。1207年,67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令他速到临安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秋天辛弃疾离开人世。

基于上述辛弃疾的人生经历,我们以“醉里吴音相媚好”中的“醉”为切入点,分析这是怎样的“醉”,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这首小词。

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词共629首,其中涉酒词353首;带湖时期的词作共228首,涉酒词有130余首。[1]辛弃疾一生爱酒,自称“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总把平生入醉乡,大都三万六千场”(《浣溪沙·总把平生入醉乡》),至晚年仍“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真可谓“身世酒杯中”(《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

辛弃疾欣赏同样爱酒的陶渊明,艳羡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水调歌头·再用韵呈南涧》)“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民瞻见和复用前韵》)“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水调歌头·赋传岩叟悠然阁》)“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辛弃疾也有看似闲适的日子,他在《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中写道:“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隐居带湖期间,辛弃疾也抒写亲近自然的乐趣:“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但是,辛弃疾注定无法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他片刻的闲适是靠酒精的麻醉实现的,是用不甘换来的。[2]辛弃疾在《雨中花慢·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中自称“停云老子,有酒盈尊,琴书端可销忧”,转而又写“心似伤弓寒雁,身如喘月吴牛”。辛弃疾饮酒多是“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鹧鸪天·游鹅湖、病起作》),“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满江红·宿酒醒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最高楼·长安道》),他时时感受到“人间路窄酒杯宽”(《鹧鸪天·吴子似过秋水》),借酒浇愁愁更愁,最终落得“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醒时栽”(《水调歌头·汤坡见和用韵为谢》)。

陶渊明弃官归隐,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追悔自己在官场中“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最终在隐逸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辛弃疾则是被弃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而退隐。因此,在辛弃疾的诗词中难见陶渊明式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适意,以及“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的闲淡,他一直处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痛苦与不甘之中。

辛弃疾的痛苦与不甘,源自他始终难忘的恢复中原的大业。“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君非我,任功名意气,莫恁徘徊。”(《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他常常自嘲、慨叹苦闷的隐居生活:“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他常常在醉酒时沉浸于驰骋征战的幻境中:“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遗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木兰花慢》)酒醒后虽抑郁难平,辛弃疾仍盼朝廷能起用他,仍想建功立业,而每每朝廷偶一用之,他都是慨然前往,展示出“功名本是真儒事”(《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人生追求。

报国无门,岁月蹉跎,辛弃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苦闷、沮丧、厌世。“多病近来浑止酒,小槽空压新醅。青山却自要安排。不须连日醉,且进两三杯。”(《临江仙·冷雁寒云渠有恨》)“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少是多非惟有酒。”(《临江仙·壬戌岁生日书怀》)“都将古今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近来愁似天来大》)“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一饮动连霄,一醉长三日。”(《卜算子·饮酒不写书》)“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身世酒杯中》)“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霎时,且进杯中物。”(《卜算子·饮酒败德》)“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带少年来。”(《瑞鹧鸪·期思溪上日千回》)

由上述材料可见,辛弃疾一生都沉郁不得志,无奈地退隐山村,直到临终还想为国尽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首荡气回肠的词淋漓尽致地显现了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家国情怀、悲怆无奈——这是辛弃疾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信息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清平乐·村居》这首词理解为辛弃疾对田园生活的喜爱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了。正如常国武在《辛稼轩词集导读》中所言:“投闲置散,本已不堪,何况自己白发丛生,又值春光明媚?只有饮酒赏春,闲看桑麻生长,目送农妇归宁,聊以自谦自慰而已。”[3]这首词不是孤立的,它虽然在描写田园,但它是辛弃疾而不是陶渊明或其他人笔下的田园,这要求我们必须了解辛弃疾、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了解他的其他作品。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作品有足够多的了解,我们就会敏感地意识到这首小词里的“醉”非比寻常、意味深厚——这“醉”已经成为辛弃疾诗词中一个富有个人特色和特定含义的符号。辛弃疾的“醉”掩盖了词人的忧伤,也凸显了词人的忧伤,这“醉”,让辛弃疾暂时逃到了一个安宁处,也正是这一逃,让我们看到了他忧伤的背影。

叶嘉莹说得好:“辛弃疾的词,有的写自然山水,有的写儿女柔情,然而在这种种不同之中,它所隐藏的底色是什么?……辛弃疾的词是一本万殊——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他的底色都是那种英雄豪杰的志意在被摒弃压抑中所受的挫伤。”[4]综上所述,辛弃疾闲居带湖期间写的《清平乐·村居》这首词,虽然描绘了乡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但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心报国却报国无门的人,他似乎只能在酒醉中才能让自己暂时放下痛苦与沮丧,沉浸在这宁静而温馨的画面中。

我给北师大的研究生上课时简略介绍了《清平乐·村居》的背景信息,引用了上述内容的一小部分,我发现学生们听得非常专注,要结束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学生们说:“老师,接着讲吧……”课下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没想到《清平乐·村居》有这么丰富的背景信息,了解这些信息后,不但对这首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从这些背景材料中获得了许多思考与感动!这件事让我很感慨,也提醒我们语文教学中对作品背景的了解与分析多么重要!

基于丰富的背景信息对文本进行解读,文本因此有了“根”,有了生命,变得鲜活。基于背景信息的支持,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的彰显,学生获得最深切的感动,这感动不仅来自文本,也来自这些背景信息。教师为文本解读所收集的丰富而精致的信息大大扩充了学生的视野,成就了高质量的文本解读。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对《清平乐·村居》如此解读,这是作者本人的意思吗?对此叶嘉莹说[5]

作者如果没有这个意思,读者可以有这个意思吗?……我要说,在中国旧日的诗论的传统上,本来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曾经受到鼓励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论诗,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说可以兴。……这本来是我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一个作诗的方法方式,一种引起你作诗的感发的作用,……诗是可以兴的,而且不只是说你说什么就使我感动什么。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6]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才有意义,对作品的解读是实现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环节。下面是曹禺对他的访谈者说的两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的解读对于实现文本价值的意义:

你评论我的剧本,有些是我在创作时没有想到的。一个文学批评家运用逻辑思维,应当而且可以看到作家创作时所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如果作家创作时就想得那么有条理,那么,他就创作不出来了。按道理说,批评家他是应该最了解和最懂得作家的。也可以说是“知心”的吧![7]

田本相同志,你的《曹禺剧作论》真是下了功夫的,这点我非常感谢你。你想到的,往往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的你却想到了,这是批评家的长处,也是他的好处。我曾经和你说过《孟子》上的一段故事,我之所以反复同你讲,齐宣王所引用的《诗经》中那两句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借用它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意思是说,我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个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它。我同齐宣王一样,也是借用它来表达我的心情,表达对你的感谢![8]

“知心”,这个说法好,将文本解读置于一个美好的境地。可是要知作者心,要与作者心相映,甚至要知作者自己未知之心,需要下一番功夫,其中一个重要的功夫就是收集并分析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

不同的人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都有道理吗?王夫之以论家对《关雎》理解之不同,得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卷一)的结论。对一个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是唯一的,也不应是静态的,读者自身的倾向、学识、经历会影响其对作品的理解,对作品有不同的解读是自然的。就像曹禺所说,“你想到的,往往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的你却想到了”,读者有权利面对文本生发属于自己的意义。

我们现在已无法询问辛弃疾本人创作《清平乐·村居》的初衷,即使作者给出一个答案,不同的人对这首词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教参将其解读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解读是否够深刻,能否显现这首词最深层、最动人的美感?换言之,即使辛弃疾写《清平乐·村居》的本意是表达对田园的喜爱,但我们因为了解了更多的背景信息,能够获得“本意”之外的、更丰富的意味,能够联想到宁静背后的汹涌、恬适背后的焦躁、安然背后的沮丧,宁静温馨的画面恰恰凸显了作者内心的不平……这不正是文学“生发情感”的价值吗?这不正是更好的阅读吗?

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品的解读虽然不求统一,也没有对错之分,但解读的水平高低却有差异,重视文本解读的逻辑以保证其合理性仍然很重要。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写道[9]

苏东坡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丽的词,被张惠言选入他的《词选》里,便引了鲖阳居士的话,把它逐句解释起来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不可思议。

这样的解读可谓牵强附会、主观随意,不顾文本内在的情感逻辑和形象逻辑,完全破坏了作品的美。胡适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牵强附会”[10]

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说:“《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胡适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

由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对文本的误读、低水平解读恰恰是因为背景信息缺乏或质量不高,丰富的、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理清文本的情感逻辑、提高文本解读的合理性、避免主观臆断非常重要。

罗兰·巴特指出,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模仿乃至相互争执,将这种碰撞进行汇聚和整合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11]文本交给了读者,不再有所谓的权威给一个标准答案。显然,读者在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也面对更大的挑战——读者有能力对文本进行高质量的解读吗?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需提高收集、筛选、整合文本背景信息的能力。对文本信息的把握不仅要求教师和学生要有能力找到相关信息,还要有好的逻辑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并与文本产生恰当的关联。就像文学的创作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考虑情感的逻辑、形象的逻辑,文本的解读也不能随心所欲、牵强附会。

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钱穆说:“从学问之成分上讲,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则成,偏则成病。”他还说:“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12]由此可见,文本解读有三个重要成分:内容分析——澄清文本的内容及其中的情意——近于义理;艺术分析——赏析文本的文学美——近于辞章;背景分析——揭示义理及辞章之渊源——近于考据。我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了《正本清源教语文——文本的内容分析策略》及《返璞归真教语文——文本的艺术分析》,本书则聚焦文本的背景分析。为文本解读收集高质量的背景信息——考据——已然成为教师应具备的“做学问”的能力,教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质量文本分析的要求,教师必须通过“考据”以获得更多高质量的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对学生来说,文本分析除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还要学会文本解读的方法,其中同样包括“考据”的能力——搜集信息、筛选信息、信息互证、信息整合。

总而言之,为什么很多语文课不精彩、不吸引学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本解读的单调与苍白,将文本解读引向标准答案。这样的教学无法激发学生的联想、开阔学生的眼界、诱发学生的感动,学生自然会觉得乏味。文本解读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核心,提高学生收集与分析文本背景信息的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

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阐明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本书尝试将理论与案例结合起来,就像前面对《清平乐·村居》的分析一样,每一部分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这有助于我们真切感受背景信息对文本解读的价值,同时,具体的案例也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了模板,让教师了解应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以及从哪里收集信息。

[1] 转引自魏萍:《辛弃疾带湖时期涉酒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页。

[2] 刘艳:《“酒境诗心”与“酒情仕心”——陶渊明与辛稼轩饮酒诗词比较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第1314页。

[3] 常国武:《辛稼轩词集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4] 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5] 叶嘉莹:《迦陵文集(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6]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刘一军,田本相:《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8] 刘一军,田本相:《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9] 《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10]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18页。

[11]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12] 转引自徐国利:《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6263页。

作者

在《作者的死亡》中,罗兰·巴特说:“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他认为,文本不是上帝借作者之笔发布的旨意,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多种意义在这个空间中相互结合、相互争执。罗兰·巴特强调要高度重视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地位,文本是作者敲下的一串串符码,其意义需要读者生成与发现。作者的意图不重要,它甚至会妨碍读者从文本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因此,作者一旦完成作品后就要把作品完全交给读者,然后退隐乃至“死去”。[1]这个观点承认并赋予读者更多的权利,他们不必猜度、听从作者的“旨意”,读者有权获得文本之于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美感。

强调读者的主动性是有意义的,同时这个观点也有不妥之处。一个文本是某个作者创作的,我们在解读这个文本的时候会考虑诸多背景因素,却忽视、屏蔽文本与文本创作者有关的信息,这显然是矛盾的、不合理的。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说:“一部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的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2]文本解读当然要重视作者,有关作者的信息与其他背景信息一样,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欣赏文本。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作者孕育的孩子,想要了解这个作品,一定要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气质人格、创作理念。

 

 


目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作 者 001

文学作品就像作者孕育的孩子,想要了解这个作品,一定要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气质人格、创作理念。

一、人生经历 002

二、气质人格 017

三、创作理念 025

第二章 时 空 031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被打上历史与环境的烙印,相应地,文学作品也反映了特定时空的状况,这是解读文本必须观照的重要信息。

一、自然环境 033

二、人文环境 039

三、时代背景 044

四、重大事件 061

第三章 文学史与文体发展 069

文学史显现了文学发展的轨迹,是文学自身生命力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体的创生和发展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不同的文体在表情达意上有独特的优势,这是理解文本的重要背景。除了文学通史和断代史,教师还应当关注分体文学史,如散文史、小说史、诗史、词史、戏剧史等。

一、文体发展的基本脉络 069

二、文体发展的关键特征 072

三、文体发展的环境条件 074

第四章 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 079

文学理论和作品批评是文本解读的重要背景,为文本赏析提供了基本的模式与方法。文道之辨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基源性问题,文学审美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与基础,高质量的作品批评是文本解读的重要参考。

一、文道之辨 082

二、文学审美 096

三、作品批评 137

第五章 文本关联与比较 149

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与其他文本相关。基于文本的关联与比较,文本的历史脉络和意义内涵凸显出来,学生的视野得到扩展,对文本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一、母题与类型化题材 152

二、符号化素材与典故 155

三、技法与流派 162

第六章 儒道思想 169

儒道思想设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中国文学理论和审美取向也是建立在儒道思想之上的,儒道思想对中国的文人和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 172

二、道家思想 183

三、儒道互援 196

后 记 221


精彩书摘

《时空》p031

对于童年生活的小城,沈从文说:“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1]莫言在《超越故乡》中有类似的说法:“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画面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2]这除了与前述“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还说明作者的经历都发生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文学作品是作者“精神的回乡”,是对特定时空的印象的摹写。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被打上历史与环境的烙印,相应地,文学作品也反映了特定时空的状况,这是解读文本必须观照的重要信息。对此莫言说:

放眼世界文学史,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共和国。威廉·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小镇,鲁迅有他的“鲁镇”,沈从文有他的“边城”。……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虽然没把他们的作品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文学地理名称内,但里边的许多描写,依然是以他们的故乡和故乡生活为蓝本的。戴·赫·劳伦斯的几乎所有小说里都弥漫着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煤矿区的煤粉和水汽。[3]

我在《枯河》里写了故乡的河流,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了故乡的桥洞和黄麻地,在《欢乐》里写了故乡的学校和池塘,在《白棉花》里写了故乡的棉田和棉花加工厂,在《球状闪电》中写了故乡的草甸子和芦苇地,在《爆炸》中写了故乡的卫生院和打麦场,在《金发婴儿》中写了故乡的道路和小酒店,在《老枪》中写了故乡的梨园和洼地,在《白狗秋千架》中写了故乡的白狗和桥头,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写了故乡的大蒜和槐林,尽管这个故事是取材于震惊全国的“苍山蒜苔事件”,但我却把它搬到了高密东北乡,因为我脑子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村庄,才可能得心应手地调度我的人物。[4]

将作家的作品和特定的时空关联起来,这对理解和赏析作品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古人在考察文学现象的时候就从来不乏时空的眼光。[5]《诗经》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分类;《论语·卫灵公》中孔子“郑声淫”的评价将文字与地域关联起来;班固写《汉书·地理志》,把某些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与《诗经》中的作品联系起来。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来命名,彰显其地域色彩,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派”等。还有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集,如《会稽掇英总集》、《河汾诸老诗集》、《成都文类》、《粤西诗载》、《湖州词征》等等。此外,许多诗话、词话在讲到某些作家、作品的时候,也习惯于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胡应麟的《诗薮·外编》把明初诗坛分为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实际上就是根据诗人、诗歌的地域特点所作的划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水土不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气候温和”是对一个地方自然环境的描述,“民风淳朴”则是对一个地方人文环境的描述。水土养的这方人,不仅在样貌、体格、秉性、行为上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也有相通之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密不可分,我们将分别阐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进而说明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在文本分析中的意义。

一、自然环境

陆游在《偶读旧稿有感》中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自然环境对文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是理解文本的重要背景。贾平凹说,他在写作构思时,脑子里首先有个人物原型为基础,再以他熟知的一个具体地理作为故事的环境,比如一个村子,这村子的方位、形状,房舍的结构,巷道的排列,谁住哪个院落,哪里有一棵树,哪里是寺庙和戏楼,哪里有水井和石磨。他以《秦腔》的写作为例[6]

《秦腔》,选择以我家乡的地理环境为活动地。我的家乡叫棣花镇,是秦岭一个小盆地,丹江从西往东流过时从西边山口进来,沿南边山脚流过,再从东边山口流出,河流绕了半圆,而一条官路从镇子中间通过,这条官路就是镇街,书中名叫清风街。整个镇子呈圆形,一半水田一半旱地,镇西后一眼大泉,镇东后一眼大泉,两泉的水聚汇于镇街后为千亩荷塘。镇西口有寺院,河对面为月牙山,长满松树,月牙山下是镇河塔,崖上有数百石洞,为过去人避兵逃匪开凿的,镇中街对着河对面的案山,在水田与旱地的半台上有千年古槐和寺院,寺院改为学校。东街有广场,广场上有宋金时连畔盖的关台庙和二郎庙,有戏台,有魁星楼,河对面是锣山鼓山,后是笔架山。镇西街的大姓是韩家,镇东街的大姓是贾家。贾家在爷爷辈里分户,有三进院子,从二郎庙后一直随地势排列到台楞下,也就是镇东那眼大泉旁边。这韩家就是小说中的白家,贾家是小说中的夏家。我的父辈就住在后一院,兄弟四个分住上房、厦房和门房。院子是拐巴形,进去有照壁,照壁后有石磨,石磨后有厕所,厕所边有椿树,椿树上有鸟巢。大伯家住上房,上房有后门,出去是村里最大的柿树,树下是石碾,石碾旁就是大泉眼,泉的台楞上有皂角树,树后有一排房,再后是十八亩地,再再后是一个小沟,沟后是另一个村,村旁又是一个村,然后一村一村直到镇西韩家后的台楞上的几个村。而镇东广场东是小河,小河边是塬,又是四个自然村,村北是牛头岭,岭上有梯田果林,所有人死了都埋在那里。等等等等。可以说,《秦腔》里写到地理位置全是真实的,全是我十九岁前对家乡的真实写照。

对于《秦腔》来说,自然环境不仅构成小说的背景,而且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必要因素,甚而会影响小说的真实感与合理性,即某些人和某些事出现或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场景更合理、更自然、更感人。贾平凹在《文学与地理》这篇文章中指出,人物原型和生活环境这两点确定下来,就像盖房子打下地桩,写起来就不至于游移、模糊。根据内容需要,对这些原型因素删增、移位、取舍、夸张、象征、暗喻才经营出一个文学的世界,创造一个第二自然。[7]这就像前面莫言所说的,“脑子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村庄,才可能得心应手地调度我的人物”。小说中的人和事生存、发生于特定的环境中,是人物刻画、事件发展、氛围营造必需的载体和素材。自然环境不是作品中的摆设,而是与作品中的人、事、境紧密呼应的有生命的存在。

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呈现了一幅图景,这图景往往脱胎于作者的生活经验,来源于客观现实——一切的虚都建立在实的基础上。无论怎么综合、改造、虚构,作家心底都有一个真实、客观的原型,这为其作品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中描述了他家乡的自然环境[8]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河川对于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多么重要!沈从文说:“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9]正如贾平凹所说:“有什么样的作家,他就喜欢什么样的地理,有什么样的故事内容,他就选择什么样的地理,在地理的运用上,可以看出作家的各自的审美,也可以看出作品内容的隐秘。”[10]沈从文是带着丰富的情感描述家乡的这条大河的,这河川承载着沈从文童年最温馨的记忆,他怀恋的美好的人性就在这水中,他要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就在那河边。沈从文的小说无论虚构了怎样的环境,其中都嵌入了这片河川的影子,这就是沈从文“选择地理的秘密”。

自然地理是“客观之物”,作者基于要表达的情感对其进行删增、移位、取舍、夸张,形成寄托情感的文学形象,这即是早在《周易·系辞》中就提出的“观物取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自然环境、人的情感、文学形象这三者是和谐同构的,我国古人在《乐记·乐论》中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观物取象”、“礼乐与天地的关系”说明艺术的起源及其形态都和自然密不可分——天地(自然)与人情共振而催生艺术作品——自然不只是文学中的客观素材,更成为人情的映照与激发物。《庄子》讲“与物为春”(《德充符》),人与大自然共一个生命,这是道家角度的“天人合一”。自魏晋,文人不但承认、欣赏自然本身的美,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如《世说新语》中就用“松下风”、“春月柳”、“游云”、“朝霞”等等来形容人的风采,最有名的是曹植的《洛神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也是自魏晋,人们确认并肯定了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联。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不同的自然景物引发了人们不同的情感。对此刘勰指出: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万事万物引发不同的情感,进而驱动作者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情感,这准确刻画了自然、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勰进而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字与自然景物之间紧密的关联,典型地体现了“观物取象”: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文心雕龙·物色》)

文字能让人感动是因为它真切地摹状出自然景物的样子,以及这景物所引发的心理感受。自然环境不仅是写作的对象,提供了写作的素材,还激发了作者的情感,成为写作的动力。刘勰感叹道:“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江山之助”!江山塑造了人心,江山成就了文学!

草原与荒漠地带,自然而然地产生游牧生活方式;水土丰沃气候宜人处,是农业生产的理想之域;沿海地区因交通发达兼有鱼盐之利,是工商业的温床。自然条件制约着生产方式,也顺理成章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至性格气质——“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国语·鲁语下》)。作者受自然环境的熏陶,受“水土”、“地气”的感召,“皆象其气,皆应其类”,从而产生一种与地理风貌相似的审美理想。[11]清代孔尚任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孔尚任诗文集》卷六)这是《淮南子》“土地各以其类生”的说法在审美理论中的发挥。云蒸霞蔚之地,文学风格多空灵舒卷;山水明丽之处,文学风格多秀丽明媚;高原大山地区,文学多浑厚壮实;林莽烟火之域,文学多矫健有力。沈德潜则说,“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正可谓永嘉山川明媚,谢灵运诗风与之相肖;夔州山水险绝,杜甫诗风与之相类;永州山水幽峭,柳宗元诗风与之相近。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艺术精华》中具体分析了自然环境与人的八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体现在文学作品中[12]

1)自然作为人生的同类物。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鸟的叫声与君子希望娶一位姑娘这两者被关联起来。(2)自然作为人生的对照。如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和变幻形成鲜明的对照,《古诗十九首》之一的开头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另一首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3)自然作为人情的分享者。当诗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他往往设想自然也带有这种感情。李煜的《相见欢》写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在另一首词中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花、风、雨、河流这些自然之物似乎都与人类一样是有情感的。(4)自然作为一种感情表达的间接方式。这是一种与上述人情分享完全相反的方式,作家用一种似乎纯客观的态度描述自然景色,让读者通过联想生成独特的情感体验。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5)自然作为感情的激发物,即睹物感怀。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在这首诗里,自然激发了个体的情感。(6)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譬如姜夔在一首词中描绘了荷花的美丽,并比之于河中仙子,他写“冷香飞上诗句”,这说明他是有意识地把自己观赏荷花时的审美经验移植到诗歌之中了。(7)自然作为一种象征。自然经过主观抽象而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例如,高山作为长寿的象征在《诗经》中首次出现并在后世诗歌中屡见不鲜;还有河流,一方面可以象征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又可以象征自然的永恒。如李白组诗《古风》中所写:“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8)自然之中忘我。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是自我消失在自然之中——物我不分。王维的《登河北城楼作》便是一例:“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他的思想与河川浑然一体,两者都处于安适宁静之中。

“借景抒情”是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写作手法,刘若愚提出的这八种人与自然的关联可以作为赏析这种手法的着眼点。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自然对作家、对作品的重要价值,正可谓“江山之助”!这对文本解读意义重大,教师要想让学生理解文字的意涵,就要帮助学生还原文字所摹状的景物,真切感受这些景物所生发的情感,在文字、景物、情感间建立关联。

二、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包括某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律法、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与自然环境相比,人文环境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巨大、深刻和直接。例如,吴歌西曲产生于明媚的江南地域,江南的城市经济很发达,民风奢侈,吴歌西曲的旖旎、艳丽、柔媚的风格,正是江南在城市经济发达基础上民风崇尚享乐,追求个性和爱情的反映。[13]前文呈现了沈从文自述其生长的自然环境,下面是他对自己家乡的人文环境的描写[14]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中村庄走去,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沈从文这段文字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人文环境,里面蕴含着风俗、人情、政治、经济、理想与价值观等等,这样的环境直接影响作家的写作,是作家情感体验与价值追求的重要载体。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指出不同地区风土民俗也往往不同。《史记·货殖列传》生动叙述了各地五花八门的民风习尚,并指出民风习尚与各地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叙关中云:

关中自衎、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书·地理志》将“楚辞”的产生和风格与这一民风习俗关联起来:“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班固注意到汉兴之后寿春成了《楚辞》创作和整理的中心:“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故世传《楚辞》。”

恰如司马迁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史记·货殖列传》)不同的人文环境中人们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情感和人生追求,这些都会反映在文学中,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格。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指出人文环境对人的个性的影响:“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人的个性与文学的风格存在内部的一致性,人文环境影响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个性,进而与文学的内容、形式和风格发生关联。曹丕《典论·论文》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齐气”即是体现某一地域独特的人文环境的风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这显示作家、作品与地域之间的关联。再如,《楚辞》、《老子》以及受《老子》影响的《庄子》构成荆楚文化的特点——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一直到公安派都有其余韵,巴蜀文学历来有崇尚巨大的气魄、瑰丽的文采和奇幻想象的传统,从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人的创作上我们不难看到某种相同的气质。

人文环境一方面成为文学表现的内容,另一方面会影响、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从而最终影响文本的内容、形式与风格。例如,对于下乡知青写的农村,莫言认为“总透露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旁观者态度”。他说[15]

“知青作家”一般都能两手操作,一手写农村,一手写都市,而写都市的篇章中往往有感情饱满的传世之作,如史铁生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史氏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虽也是出色作品,但较之《我与地坛》,则明显逊色。《我与地坛》里有宗教,有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亲,有童年。……史氏的“血地”[16]是北京,……他是呼吸着地坛里的繁花佳木排放出的新鲜氧气长大的孩子。他的地坛是他的

“血地”的一部分。

这段话显示具体的时空成就了文学作品,也是对文学创作必然和有力的制约。莫言说:“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物放到甘蔗林里去,我只能把我的人物放到高粱地。……我不但知道高粱的味道,甚至知道高粱的思想。……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维艰。”[17]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某个作家的作品时,也要将其置于作家和作品的“故乡”,在“原汁原味”的人文环境中体验作品的生命脉动。

据舒乙统计,老舍作品中提及的240多个北京的山名、水名、胡同名、店铺名,有95%以上都是真实的,可将这些地名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象征型,主要为了凸显北京的风土人情,包括北海、天坛、鼓楼、土城、玉泉山、德胜门等;二是生活环境型,着重是作品主人公居住的地方,多为小胡同大杂院,如小羊圈胡同、兵马司胡同、丰盛胡同、砖塔胡同、堂子胡同以及龙须沟、毛家湾、东交民巷等;三是店铺型,从便宜坊、稻香村、柳泉居、春华楼等饭店茶馆,到东安市场、西安市场、护国寺街的寿衣铺、廊房头条、光容相馆等商店杂铺,再到白房子、八大胡同等底层妓院;四是来往路线型,主要是作品主人公来往经过的地方和各种特定活动的场所,从城内到城外,几乎构成了一幅精细的北京城乡交通图;五是抒情型,是特别为作品主人公提供的一些与心绪、情感相关联的场所,如北城根、积水潭、西直门外河边等。对于自己和北平的关系,老舍说[18]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吃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里的抬轿吗?决不敢!

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说:“我真爱北平……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与老舍血脉相连的是北平的历史和文化,理解老舍的作品,就要理解北平这个城市的人文背景,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动人之处,解析这些文化元素与老舍的情感关联及其对老舍的意义。

再以沈从文为例,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写道[19]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湘西的河水流淌着,流过沈从文的童年、少年、青年,直至他远离了故乡,这条河还流淌在沈从文的梦里。他的经历源自这河流:“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这河流负载着他的寄望:“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他的人生也安顿在这河流上:“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人世中过着日子!”这条河流已不只是自然之物,还负载着语言、人情、世事,充满了生命和文化的意味。理解沈从文的作品,就要理解他生命中的这条河流,因为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老舍的北平、沈从文的湘西不仅是自然环境,更是蕴含着人情风俗的人文环境,其中的爱恨情仇让作者魂牵梦绕、念念不忘,与作者的生命融为一体,滋养着、感动着作者,推动作者用文字直接叙写它或将其作为文本的背景。作者要受到其所处的人文环境的影响,其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也是人文环境的产物。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收集与作品相关的人文环境的信息,尤其是作者本人对其所生活环境的人文解读,理解其中的人、事、物的文化内涵及其动人之处,这对解读文本的情感密码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时代背景

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丹纳举例[20]

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例如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诞生的时代,正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小小的共和城邦从事于壮烈斗争的时代,以极大的努力争得独立,在文明世界中取得领袖地位的时代。等到民气的消沉与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受到异族统治,民族的独立与元气一齐丧失的时候,悲剧也就跟着消灭。

时代是文学作品生发的土壤,艺术家是时代的儿子,而他精心结撰的作品,则是属于历史的。[21]《礼记·乐记》中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情”、“时序”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发展,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夫文学之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22]在文学史上,任何一部杰作的产生,除了作家本人的因素以外,还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时代条件,了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内涵,就要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丹纳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发要受到“精神气候”的影响,这种“精神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他举例:在一个腐化衰落,人口锐减,异族入侵,连年饥馑,疫病频仍的时代,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就会占优势。艺术家不能置身事外,耳闻目睹的无非是不祥之事,甚至作家自身也要经历各种苦难,这使得本性快活的人不会像以前那么快活,本性抑郁的更加抑郁。在这样的时代,所有的精神产品往往也会变得灰暗与消极,宗教告诉他尘世是谪戍,社会是牢狱,人生是苦海;哲学也建立在悲惨的景象与堕落的人性之上,告诉他生不如死,这更会强化作家的灰暗意向。此外,在一个悲伤灰暗的时代,人们失去财产、国家、儿女、健康,他们必然讨厌和排斥欢乐的作品,欢迎伤感暗郁的作品,后者更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这也使得艺术家更倾向于悲伤的创作。[23]由此可见,时代背景形成一个包围性的力量,既在推动也在拉动着作者,塑造着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文本的背景,尤其要重视变化乃至动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会有更多特殊的经历、情感、看法需要诉说和表达,特定的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往往应运而生。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的确,离别是唐诗中的主要表现内容之一,而像征戍、迁谪、行旅这些生活也都与离别生活紧密相连。下面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说明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罗宗强说:

“魏晋南北朝文学……似乎存在着一种把文学与非文学分离开来的发展趋势。”[24]魏晋时期玄风大盛,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文学得以独立,出现了追求形式美的骈文,出现了极为重要的文学家,形成了系统的、水平极高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魏晋文学为何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其审美意义是什么?它对后世文学又有哪些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和赏析魏晋文学,必须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第一,党锢之祸与名士风采。

编辑推荐

北师大教授赵希斌“文本研究三部曲”之三,继《正本清源教语文》《返璞归真教语文》后又一力作。

借助高质量的背景信息进行丰富而深刻的文本解读,打造精彩有味的、吸引学生的语文课,培养学生高级的审美趣味,是本书的定位与追求。

本书理论框架清晰,每一部分呈现至少一个完整的案例,将理论旨趣与实践关怀进行有机整合,使教师便于借鉴,学生乐于接纳。

 

推荐文章:

《引言》p001

《时空》p031

《儒道思想》p169

 


联系方式
  • 电话:010-82275571
  • 传 真:010-82275048
  • 邮编:100029
  • E-mail:daxiakefu@163.com
  •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7号元大都F座401室
大夏教育网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28539号-6  盛世阳光: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