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检索

教师用书

首页 > 月刊 > 月刊信息 > 《张丽芝:在数学史的密林里》(2017.8)
《张丽芝:在数学史的密林里》(2017.8)邮发代号  82-326

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关注张丽芝老师的数学史的研究。张老师在其中探寻中西文化差异之源,寻初中数学教育突破之路,为学生编写数学史阅读教材。在王丽琴博士发起大地良师互学活动中主讲《中西文化差异溯源——从数学史讲起》系列课程,引起了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

目录

专栏

纯而又纯的教育何处寻吴康宁

小学、中学里的合作学习郑杰

丰收的云朵吴慧琴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科举刘幸

封面

张丽芝:在数学史的密林里 

人物

管理者  叶志清  让每个孩子都从容、自信、有尊严地成长

微博  张雪门/库恩

现场

记事  张端妹专辑

        沉默

        因爱而教

        加分

论坛  校园流行段子的背后 _ 刘恩樵

吴非说  我在教室里自由地想

朱永新答  让校园充满书香

 

话题 

语文与文学(十二)

让语文生长出美好的童心和青春 _ 刘祥

阅读

与《美的相遇》相遇 _ 周春梅

人文

谜一般的人生——忆潘传耕老师、杨淑媛老师夫妇 _ 储朝晖

视窗

校园  福建省晋江市第一中学:服务学生,服务社会

读书会  贵阳市第二十四中学守仁读书会

  孩子,你是我的书 _ 刘宇娟

文本  失败三人

报道  第四届前行者——教师勇气更新公益活动在山东曹县举行

大夏  数学教育专辑

 

 

卷首语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科举

 

_ 刘幸

 

刚刚到日本来留学的时候,我就钻进了学校的图书馆,想一探日本大学的文献家底。在“国别教育研究·中国教育”类的书架上,我确实见到了非常丰硕的馆藏,既有长年积累下来的统计资料,也不乏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顾明远、潘懋元等国内学术大家的著述也搜罗得大体完备。但我竟然没有见到哪怕一本和科举相关的著述。我当时还想,大概科举这个话题太古旧,对日本学者而言,还是当代教育问题更有价值吧。

 

说明: A13394D63F717845D39CE9B461401815

日本大学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因为卷帙浩繁,图书馆工作人员特写下提示:“请单册取阅

 

直到很久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政治·职官”类的架上找书,才发现那里摆放有整整两排关于科举的文献资料。我这才恍然大悟,日本人是把科举当作一个政治制度来理解了。在中国念教育学专业念得太久,自然而然地把科举视为一个教育问题;每年高考之后,各地都忙不迭地宣传自己培养出来的“状元”,也在无形中加重了这种意识,将历史和现实重叠,用今天的高考来悬想古代的科举了。仔细琢磨起来,日本人的这个归类是有道理的。科举,说到底也确实是一个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

 

说明: C72192C4E7344AFE3066F688E32F8EDE

1984年版《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宫崎市定著,中央公论社出版

 

在日本学界,对科举问题阐释得最全面,影响也最深远的,当属汉学泰斗宫崎市定(1901-1995)先生所著《科举》一书。宫崎市定以清代科举制度为核心,介绍了一个古代中国读书人要为之奋斗的漫长历程,先由县试、府试、院试,再经乡试、会试、殿试,终至状元及第。国内讲解这套流程的文章多如牛毛,我便不赘述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这套科举制的理解和评价。

宫崎市定非常明确地指出,科举是一套选官制度。它在隋代得以创设,是径直向六朝以来的世袭贵族政治发起冲击。天子要与贵族圈子抗衡,便要以科举为途径,延揽一些出身下层的人才,以为己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朝廷里最感觉到孤家寡人的武则天,同时也是最积极推动科举的皇帝。这套制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甚至将贵族也网罗了进来,以至于日后,贵族出身的唐人薛元超在步入晚年后竟会悔恨自己年轻时“不以进士擢第”。由唐入宋,中国由贵族社会进入平民社会。平民想要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就会为之付出更大的心血,也势必对拔擢他们的皇帝更加感恩戴德。科举中的“殿试”一环,也是在宋代才有的。皇帝亲自对士子们加以检视,士子们顶着“天子门生”的光环,步入官场后自然就成了皇权的延伸。这种情况步入清代以后愈加明显,长年太平,冗官渐多,科举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经不是为了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只是为了以八股文网罗住天下的读书人罢了。宫崎市定很敏锐地看到,科举制度从来都是皇权政治的附属,是天子用一根线拽着的木偶。

与此同时,科举对中国教育的伤害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政府投入大量民脂民膏的所谓太学、府学、县学,全部沦为了考试预备校,而且舞弊丛生。稍稍读过点明清小说的朋友都能体会到,有钱公子哥的出路大抵都是“捐个监生”。另一方面,历来得不到健全发展的民间教育,终究不出私塾、家塾的范畴,最后也都要汇入科举的洪流之中。因此,在宫崎市定看来,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使皇权政治凌驾在了教育之上。步入晚清之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不得不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科举依旧延续着历史的惯性,起到了不小的反向作用。有鉴于此,宫崎市定反复提醒读者,科举制度虽然历来以“开放”和“公平”这两点自傲,但所谓“开放”,所谓“公平”,都和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差得很远。

就在几个月前,海外学者李弘祺教授的名作《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李教授的许多看法和宫崎市定不谋而合。

日本自古以来就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元素,但科举始终没有成为舶来品进入日本社会。如今想来,其原因还是在于科举的政治属性。因为古代日本有着明晰的身份制度。天皇在上,将军掌权,诸藩大名镇守各地,再往下则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武士可称是最末一层的贵族。这种身份制度是生来注定,不得改换的。无论社会如何流动,也只是在阶层内部流动。因此,科举以及科举会带来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憧憬在日本并不容易得到认同。事实上,直到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才颁布《学制》,规定不问身份,为所有“国民”提供相同的教育。

但日本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便认为古代日本普通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低下,那又未免失之狭隘。古代日本有两种近乎平行的教育体系。一种是藩校,向武士阶层传授儒家经典。因为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贴近,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另一种则是由民间开办的寺子屋,学生都来自普通百姓家。这些小孩不太在乎儒家的高妙义理,只学简单的阅读、书写、数学,或者是做生意时必须的算盘功夫等等。寺子屋的兴盛是古代日本非常独特的现象,它使得日本在步入近代之前就拥有了非常高的全民识字率,这在全世界都颇为少见。

学者辻本雅史认为,日本没有引入科举制,就使得上层社会的学者始终将儒家学说视为一种思想资源,既可攻讦,也可辩驳,不完全定于一尊,而且不必和干禄之学混在一起。日本儒学者身上的包袱要轻很多。而且,也正是这批人在幕末时代最积极地和西洋学问接触,像对待中国学问一样去对待西洋学问,趟开了一条路子。另一方面,寺子屋培养出来的众多讲求实用,也能够识文断字的民众,则成为了明治日本产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那个时代的日本,就像一艘小艇,飞快地转向西洋化的浪潮。

 

 

精彩好文

联系方式
  • 电话:010-82275571
  • 传 真:010-82275048
  • 邮编:100029
  • E-mail:daxiakefu@163.com
  •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7号元大都F座401室
大夏教育网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28539号-6  盛世阳光:网站建设